唯才是舉是誰提出的

曹操。"唯才是舉"的用人方針是曹操提出來的。

曹操用舉事例的辦法，要求他的手下們幫助他發現那些出身低微或德行不夠廉潔，但是又很有才能的人，加以任用，這是曹操第一次明確提出“唯才是舉”的用人方針。

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又發佈了第二道“求賢令”——《敕有司取士勿廢偏短令》，此令的大意如下：有良好品德的人，未必能有所作為，有作為的人也未必能有好品德。不能説陳平的品德好，也不能説蘇秦守信用。但陳平能協助漢高祖奪取天下，蘇秦能救助弱小的燕國。由此説來，有才能的人雖然有短處，但怎麼能夠棄置不用呢？主管選拔官吏的人想通了這個道理，有才能的人就不會被埋沒和遺漏，政事也就不會荒廢了！在這裏，曹操又一次説明了人才在品德上雖然有短板，但也不能廢棄不用的道理。

曹操決心通過“唯才是舉”繼續選拔那些有真才實學的人，來壯大自己集團的力量，從而擴大統治基礎。三國時期，曹操講求“唯才是舉”，哪怕“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才，“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的網羅，即使在當今社會裏，有如此識見和氣度的領導，也不多見。當時，在許都，可以設想，是一個多麼人才濟濟的興旺局面。

就以文學來説，我們所講的建安時期文學的繁榮景象，大部分作家都在曹氏父子周圍。至於那些政治上、軍事上的謀士，則更是曹營中的骨幹力量。官渡之戰，是決定曹操能不能立足於天下的最大考驗，不消滅這個無論在軍事上還是政治上的勁敵，曹操一天不得安生，連覺都睡不踏實的。

而且，袁紹手下的謀士，像許攸、沮授、審配、郭圖，也都是一流的“智囊”。因此，曹、袁之戰，也是一場謀士之戰，結果，由於袁紹“多疑而寡決”，手下謀士又分幫結派，紛爭傾軋，可以打贏的仗，也打輸了。而曹操之勝，應該説，很大程度獲益於他的這些謀士的高明對策。

官渡之戰，久攻不下的時候，曹操也動搖過的，因為幾無隔宿之糧，乾脆不如撤兵算了。他同荀彧商量，這位謀士給曹操寫了封信，信內建議：“公今畫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進，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斷不可失。”以弱戰強，正如狡兔和鷙鷹搏鬥，只有一口氣不停地拖着叼住它的鷹向前奔走，愈到最後時刻，愈不能泄勁，堅持到底，才是勝利。

哪怕稍一遲疑，全盤皆輸，必然會成為鷙鷹的一頓美餐了。官渡大捷以後，他給皇帝上表，給荀彧請功。曹操在這份《請增封荀彧表》中説道：“昔袁紹作逆，連兵官渡。時眾寡糧單，圖欲還許，尚書令荀彧，深建宜住之便，遠恢進討之略，起發臣心，革易愚慮，堅營固守，徼其軍實；遂摧撲大寇，濟危以安。

”他還設想，“向使臣退軍官渡，紹必鼓行而前，敵人懷利以自百，臣眾怯沮以喪氣，有必敗之形，無一捷之勢”。所以，曹操承認荀彧的謀略，“以亡為存，以禍為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即使在今天，能找到這樣敢於襟懷坦白，承認自己“不及”部下的人，怕也不多的。歷史上曹操是“唯才是舉”的典範，曹操用人，“不念舊惡”，比如張繡；“各盡其才”，比如任峻；善於在實踐中選拔人才，比如郭嘉；此外，能用度外人，比如劉備。

從這些方面我們可以看到，曹操思賢若渴，為了實現自己的霸業，不拘一格，廣攬人才，知人善任，能用度外之人。魏漢末社會中的世家大族，魏晉時稱為士族，影響很大，名士多出於這個階層，或者在政治上站在這個階層一邊。曹操由於其宦官家族的身世，一般説來不為名士所尊重，不具備戰勝出身於世家大族的割據者的政治優勢。

操殺戮譏議自己的名士邊讓，引起兗州士大夫的激烈反抗，其勢力幾乎覆沒。東漢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袁紹，實力和影響遠勝操，在討曹檄文中曾辱罵操是“贅閹遺醜”。官渡之戰時，操的文武官員多與袁紹通謀。

操不得不度外用人，發佈“唯才是舉”的教令，拔用那些不齒於名教但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但操選官的真正準則並不是“唯才是舉”，而是“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操不但不曾籠統地否定世家大族素所強調的德行標準，而且很重視對名士的爭取。在其帷幄中有許多名士。

官渡戰前，徐州混亂，他曾派出名士陳羣、何夔等人出宰諸縣，以圖穩定局勢。操得鄴城後，立即闢用紹原來轄區內的名士；破荊州，也盡力蒐羅本地的和北方逃來的士人。操越到晚年，越是以慎德為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