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是誰説的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是誰説的的答案是：顧炎武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是由顧炎武説的。這句話最早是在顧炎武的《日知錄·正始》中提出的。以八字成文的語型，是出自於梁啟超。意為保護一個國家系統不致被傾覆，是帝王將相和文武大臣的職責，與普通百姓無關；而天下蒼生的興盛、滅亡，關乎所有人的利益，因此，每一個老百姓都有義不容辭的責任。“保國”與“保天下”不同，“保國”即保衞舊的封建王朝。“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一般人不必關心。“保天下”即保衞本民族及其文化，則是每個人應有的責任。這就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的著名論點。梁啟超把他這種愛國思想歸納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八個大字。

顧炎武於明萬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613年7月15日）生於崑山千燈鎮，原為顧同應之子，曾祖顧章志，顧氏為江東望族。顧炎武過繼給去世的堂伯顧同吉為嗣，寡母是王逑之女，十六歲未婚守節，白天紡織，晚上看書至二更才休息，獨立撫養顧炎武成人，教以岳飛、文天祥、方孝孺忠義之節。

顧炎武14歲取得諸生資格後，與同窗歸莊興趣相投，遂成莫逆之交。到十八歲時二人前往南京參加應天鄉試，共入復社。二人個性特立耿介，時人號為“歸奇顧怪”。顧炎武以“行己有恥”、“博學於文”為學問宗旨，屢試不中。自27歲起，斷然棄絕科舉帖括之學，遍覽歷代史乘、郡縣誌書，以及文集、章奏之類，輯錄其中有關農田、水利、礦產、交通等記載，兼以地理沿革的材料，開始撰述《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肇域志》。崇禎十四年（1641年）二月，祖父顧紹芾病故。崇禎十六年（1643年）夏，以捐納成為國子監生。

清兵入關後，顧炎武暫居語濂經，由崑山縣令楊永言之薦，投入南明朝廷，任兵部司務。顧炎武把復仇的希望寄託在弘光小朝廷之上，他滿腔熱忱，“思有所建白”（吳映奎《顧亭林先生年譜》），撰成《軍制論》、《形勢論》、《田功論》、《錢法論》，即著名的“乙西四論”，為行朝出謀劃策，針對南京政權軍政廢弛及明末種種弊端，從軍事戰略、兵力來源和財政整頓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建議。

順治二年（1645年）五月，顧炎武取道鎮江赴南京就職，尚未到達，南京即為清兵攻佔，弘光帝被俘，南明軍崩潰，清軍鐵騎又指向蘇、杭。其時，江南各地抗清義軍紛起。顧炎武和摯友歸莊、吳其沆（字同初，上海嘉定人）投筆從戎，參加了僉都御史王永柞為首的一支義軍。諸義軍合謀，擬先收復蘇州，再取杭州、南京及沿海，一時“戈矛連海外，文檄動江東”（《亭林詩集》一，《千里》）；惜乎殘破之餘，實不敵氣焰正熾的八旗精鋭，義軍攻進蘇州城即遇伏而潰，松江、嘉定亦相繼陷落。

顧炎武潛回崑山，又與楊永言、歸莊等守城拒敵；不數日崑山失守，死難者多達4萬，吳其沆戰死，顧炎武生母何氏右臂被清兵砍斷，兩個弟弟被殺，顧炎武本人則因城破之前已往語濂徑而僥倖得免。9天后，常熟陷落，炎武嗣母王氏聞變，絕食殉國，臨終囑咐炎武，説：“我即使是一個婦人，身受皇上恩寵，與國俱亡，那也是一種大義。你不是他國的臣子，不辜負世代國恩浩蕩，不忘記先祖的遺訓，那麼我就可以長眠地下了。”（《先妣王碩人行狀》）

安葬王氏後，這年閏六月，明宗室唐王朱聿鍵在福州稱帝，年號隆武。經大學士路振飛（字見白，號皓月，河北曲周人）推薦，隆武帝遙授炎武為兵部職方司主事；由於嗣母新喪，炎武一時難以赴任，只能“夢在行朝執戟班”（《詩集·延平使至》）。當時，清松江提督與巡撫土國寶不和。前明兵科給事中陳子龍（字卧子，復社名士，松江人）、成安府推官顧鹹正（字端木，崑山人）、兵部主事楊延樞（字維斗，江蘇吳縣人）等暗中策動吳勝兆舉義反正，鹹正為炎武同宗長輩，陳子龍等都與炎武往來密切，這件事顧炎武也是參與了的。

順治四年（1647年）夏，事情敗露，“幾事一不中，反覆天地黑”（《詩集·哭陳太僕》），勝兆被解往南京斬首，清廷大肆搜捕同案諸人。子龍往投炎武，炎武當時已離家出亡；於是子龍逃入顧鹹正之子天遴、天逵家躲藏，不久三人即被逮，炎武多方營救，未能奏效。其間，顧炎武還往尋鹹正，催促他及時出走，而鹹正不聽。結果，陳子龍乘差官不注意時投水自盡，楊延樞及顧氏父子先後遇害，受此案株連而死者40餘人。

在策動吳勝兆反正的同時，炎武還進行了其他一些活動。順治三年（1646年），炎武本打算赴福建就職方司主事之任，大約將行之際，路振飛派人與他聯繫，要他聯絡“淮徐豪傑”。此後四五年中，顧炎武“東至海上，北至王家營（今屬江蘇淮陰），僕僕往來”（鄧之誠《清詩紀事》），奔走於各股抗清力量之間，意圖糾合各地義軍伺機而動。然而弘光及閩浙沿海的隆武等南明政權先後瓦解，炎武親身參與的抗清活動也一再受挫，但是，顧炎武並未因此而頹喪。他以填海的精衞自比：“萬事有不平，爾何空自苦，長將一寸身，銜木到終古。我願平東海，身沉心不改，大海無平期，我心無絕時。嗚呼！君不見，西山銜木眾鳥多，鵲來燕去自成窠。”（《詩集·精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