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關係現狀

邦交正常化以來，中日關係總體不斷髮展，各領域友好交流和務實合作日益深化，給兩國和兩國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也有利於維護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繁榮。

1978年，中日兩國老一輩領導人締結和平友好條約，以法律形式確定了兩國持久和平友好大方向，為雙方開展互利合作、謀求共同發展以及妥善處理歷史、台灣等敏感問題提供了堅實遵循和保障。

現在，中國已成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日本則是中國第二大貿易對象國和最大的外資來源國，兩國間貿易額達3000多億美元，2017年人員往來超過1000萬人次。在經濟全球化的語境下，日貨中有國貨，國貨中也有日貨。

2018年5月，中日雙方簽署《關於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的備忘錄》，同意設立跨部門的“推進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工作機制”。10月26日，中日兩國舉辦“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論壇”，兩國地方政府、金融機構、企業之間簽署了50餘項合作協議，金額超過180億美元，成為中日務實合作的新支柱。

中日關係的現狀

總體上來説還算平穩發展，還算不錯。

日本由於更換了注重亞洲外交的民主黨，兩國關係在不斷加強。民主黨主張中美平等外交。反對參拜供奉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首相鳩山由紀夫提出亞洲共同體構想，預建立一個類似於歐盟的政治經濟一體化的合作共同體。

且民主黨的保守立場較弱，主張加大與外國交流特別是中韓等亞洲國家。

經濟上由於受金融危機影響，雙方貿易額增速在下降，不過在下認為經濟好轉後還是會增加的。

今年兩國還發表了歷史研究報告，且日本外務大臣岡田克也提出要與中韓合作編纂歷史教科書。

民間感情上還是差一些，由於受歷史因素影響中國民眾對日本的總體影響不太好，也不太客觀。比如絕大部分的中國民眾不瞭解靖國神社到底是日本的什麼機構，右翼教科書的使用率有多大，ODA計劃是什麼。

日本國民的厭中情緒主要是受食品安全問題和環境污染問題、知識產權問題、中國國民素質問題等影響。

述中日關係的歷史，現狀，及未來發展800字

中日關係集中體現和濃縮了國家關係的複雜性，它既是鄰國關係，又是大國關係；既是“東西”關係，又是“南北”關係；既有歷史上和平與對立的雙重關係，又有現實中依存和競爭的雙重關係。中日關係正處於歷史上的關鍵時期，正確看待和處理中日關係，是兩國人民，特別是兩國政治家義不容辭的歷史責任。從戰略角度看待和處理中日關係是唯一正確的選擇。從戰略角度看待和處理問題，主要就是從歷史、全局、未來角度思考問題和處理問題。

一、要善於從歷史角度看待和處理中日關係

“以史為鏡，可知興衰”。中日關係的現狀很大程度上與中日關係的歷史相關，“以史為鑑”就成為處理中日關係的基礎和前提。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時候，中國就把“以史為鑑，面向未來”作為指導中日關係的基本原則。“以史為鑑”的“史”，即中日關係的歷史，如何理解和看待中日關係史，並從中找到可供借鑑的經驗教訓，將是兩國人民必須完成的歷史課題和現實任務。

提到中日關係史，歷史上的中日甲午戰爭和日本侵華戰爭就歷歷在目，它給中國人民造成的傷害刻骨銘心。難怪人們在中日關係上一提到“以史為鑑”，就會自然想到這一段歷史，並把這一段歷史上升到民族尊嚴和國家榮辱的戰略高度。這樣理解中日關係史並不算錯，但不能算全面和正確。周恩來總理當年曾用十個字説明中日關係歷史，即“兩千年友好，五十年對立”。“兩千年友好，五十年對立”，這是中日關係歷史最全面最準確的説明和表達。中日關係，從歷史的角度講，友好是長期的，對立是短暫的；友好是歷史主流，對立是歷史主流中的“艱難和辛酸”的一頁。只看見“五十年對立”而無視“兩千年友好”，或只看見“兩千年友好”而無視“五十年對立”都是不全面的，都會得出錯誤，甚至有害的結論。

“兩千年友好”使中日長期和平，並共同發展。中日兩國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的漢朝，唐朝是兩國文化交流的高峯期，既有日本使者雲集長安，又有鑑真和尚東渡日本。在漫長的交往過程中，中國的文化得以傳播，日本的文化得以迅速發展。在一衣帶水的地理關係上，慢慢地形成了具有許多相同因素的東方文化觀念和社會結構。就是到了近代，兩國也不約而同地開始了推動社會發展的“戊戌變法”和“明治維新”，充分説明了兩國在社會自身發展週期和韻律上的“近似性”。“兩千年友好”，使兩國人民長期享受和平邦交環境，長期享受彼此文化營養，長期享受社會文明成果。就是中日甲午戰爭後，仍然有孫中山、魯迅、郭沫若、周恩來等人為了革命及兩國友誼的需要，來往於中日之間。“兩千年友好”的歷史證明，“和則兩利”，和處才能共生，和諧就會共贏。

“五十年對立”使中日關係破裂，社會停滯不前。日本“明治維新”後，在其迅速強大的國力支持下，忘記了兩國兩千年友好的歷史傳統，擴張野心膨脹，悍然挑起了“中日甲午戰爭”，使中國人民蒙受恥辱。幾十年後的侵華戰爭，在中國人民未愈的傷口上，日本軍國主義又犯下滔天罪行。兩場戰爭在半個世紀中發生，使兩國人民祖祖輩輩辛辛苦苦創造的財富瞬間破壞殆盡，使兩國“兩千年友好”的歷史傳統突然斷裂，使兩國人民失去了和平穩定，飽受着戰爭的煎熬和戰爭創傷的折磨。兩場戰爭使中國社會倒退、國家分裂，使日本的繁榮瞬間變成廢墟，國家主權受到限制。“五十年對立”的歷史證明，“鬥則兩傷”，對立必然同輸，戰爭一定同敗。

如果説“兩千年友好，五十年對立”的中日關係歷史，僅僅證明了“和則兩利，鬥則兩傷”的文明智慧顯然是不全面的。“兩千年友好”的關鍵是什麼，“五十年對立”的關鍵是什麼，今人必須認真總結。“兩千年友好”的關鍵在中國。在“兩千年友好”歷史中，中國一直處於領先地位，但中國並沒有利用領先地位向日本擴張，更沒有發動戰爭，而是信守睦鄰友好的民族傳統，結果於己於人都有利。“五十年對立”的關鍵在日本，在“五十年對立”歷史前後，日本發展快於和強於中國，日本在發展領先後有恃無恐，野心膨脹，向外擴張，結果於己於人都有害。如何看待和對待自己的領先地位，如何看待和對待自己的大國地位，正確的做法是：領先而不稱霸，強盛而不擴張；領先不忘睦鄰，強盛更要友邦。

二、要善於從大局的角度看待和處理中日關係

中日關係正處於關鍵的敏感時期，處理不當，就會對大局造成不利影響。從大局出發看待和處理中日關係，最為重要。中共中央十六屆四中全會的決定指出，要把國家利益和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作為判斷國際事務和國家關係的根本標準。何為大局？國家利益和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大局。和平和發展就是我們的國家利益，就是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中日關係中的共同利益。顧全大局，維護國家利益和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成為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社會成員的神聖使命。

和平和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也是當今世界的大局。在飽受20世紀前半期的戰爭蹂躪和中期的冷戰恐嚇後的21世紀，人類最需要的就是和平與發展。和平與發展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在此大背景下，中日關係必須服從和服務於和平與發展的世界大局。中日關係既是重要的雙邊關係，又是重要的國際關係，既影響着雙方，又影響着世界，必須慎重處理。

進入21世紀後，中日兩國都進入重要的歷史時期。日本經過二戰後半個多世紀的發展，經濟上已經成為世界強國，由於二戰原因，日本的政治軍事國際地位受到限制，現在正積極推動從經濟強國向政治經濟強國的轉變；中國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不斷增強，正在實現從傳統的政治大國向經濟政治大國的轉變。中日兩個國家都處於向更高的國際地位、更重要的國際角色轉變過程中，兩國的經濟總和對世界經濟影響很大。中日兩國都處於亞洲，又是近鄰，又有歷史遺留問題，必然產生各種各樣的摩擦。如果對兩國摩擦不能正確對待和處理，勢必對世界和平與發展構成威脅，成為世界和平發展大局中的消極因素。中日兩國應從世界和平發展大局出發，正確對待和處理兩國在向重要的國際角色、國際地位轉變過程中產生的摩擦。

為了使中日關係處理中具有大局意識，至少有兩點需要重點加以解決：一是正確認識世界大國應當承擔和履行的國際責任。中日都是世界性大國，主觀和客觀上都在向綜合性世界強國邁進，但在成為世界強國之前，必須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這個心理準備就是對世界和平發展大局有深刻認識，對歷史問題有深刻反思，願意為世界和平發展作出貢獻。對日本來講，首先就是對歷史上給世界和平發展造成的破壞進行真正反省，對其侵略行徑對亞洲各國造成的傷害進行懺悔和道歉，並用其和平發展道路及對世界，特別是對周邊國家的睦鄰富鄰實踐，取得相關國家和人民的信任，真正用實際行動證明自己是世界和平發展的推動者和建設者。對中國來講，首先要以世界和中日大局為重，正確認識和處理中日關係中的摩擦，不以暫時的關係緊張而犧牲未來，不以局部的不和諧影響兩國的全面關係。多作有利於和平發展的努力，不作激化矛盾擴大緊張的舉動，是中日兩國必須履行的國際義務，也是大國形象的基本要求。二是中日兩個世界大國在各自向世界強國轉變過程中，必須做到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支持。中日同屬亞洲，又都處於東北亞，在各自向世界強國轉變中不可能沒有競爭關係，不可能不產生摩擦，關鍵在於如何理解和處理這種競爭關係及摩擦。從世界格局演變的歷史看，區域發展和區域一體化，既有以美國為單一核心的北美自由貿易區，也有以法德為雙核心的歐洲國家聯盟，還有多核心的東南亞國家聯盟。中日兩國在亞洲，特別是在東北亞發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在未來的亞洲一體化，特別是東北亞一體化過程中，中日應當成為雙發動機，共同推動包括東北亞在內的亞洲，乃至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中國在21世紀的大局及國家利益很清楚，那就是維護和平的國際環境，保持國家穩定，促進社會發展。和平的國際環境，特別是和平的周邊環境，是當前中國的重要國家利益，這是因為和平的國際環境和周邊環境，是保持國內穩定和促進社會發展的基本條件和前提。沒有和平的環境，什麼都談不上。中日關係是周邊環境和周邊關係的重要因素。保持國內穩定是當代中國的根本利益，社會穩定是社會發展的基礎，又是人民和諧生活的保證，更是社會文明的重要體現。周邊關係摩擦會影響國內穩定，國內人們情緒不穩更會威脅穩定。促進社會發展是當今中國的核心利益。“發展才是硬道理”，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位於世界後列。日本是一個發達國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位於世界前列，發展對於中國的重要性遠遠比對日本更重要。發展問題解決不好，中國就不能真正屹立於世界強國之林。

經過20多年的發展，中國已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國，日本與美國、歐盟一起成為中國的前三大貿易國，經濟利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中日關係直接關係到維護和平國際環境、保持國內穩定、促進社會發展的國家大局和國家利益。在此大局面前，人人必須清醒，處處必須理性，一切愛國情感和行為必須服從和服務於國家大局和國家利益。有利於大局和國家利益的感情和行為，就是愛國，否則就會走向愛國的反面。

三、要善於從未來的角度看待和處理中日關係

“以史為鑑，面向未來”，其中“以史為鑑”是前提，是基礎，“面向未來”是目的，是根本。中日作為亞洲乃至世界上的兩個大國，應該對亞洲的未來和世界的未來作出貢獻。必須以未來目標和未來要求引導過程行為、制約過程行為。對於中國來講，從未來角度看待和處理中日關係就顯得極端重要。

未來的世界應當是和平發展的世界，未來的國際秩序應當是公正合理的新秩序。中國是建立國際新秩序的倡導者和推動者，應當為建立國際新秩序作出努力、作出貢獻。用理性和和平方式解決國際關係和國家爭端，是建立國際新秩序的重要實踐。亞洲，特別是東亞的持續發展，必將在未來國際秩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發揮重要的作用。中國建立國際新秩序的努力理應從亞洲開始，東北亞新秩序的建立定將首當其衝。中國負責任大國形象在處理東北亞國家關係和新秩序建立中接受着考驗。不以現在代表未來，不以當前犧牲長遠，不以情感代替理智，不以對抗犧牲合作，就是我們應當具備的正確態度。社會各界，特別是青年學生，應當理解、支持國家和政府在建立國際新秩序、樹立負責任大國形象方面所作的任何努力，決不能因為一時衝動作出的過激行為使我國建立國際新秩序和樹立負責任大國形象的努力遭受挫折，甚至成為他國誤解和攻擊的理由。

一體化是亞洲，也是東北亞未來的基本走向，東亞各國在這個問題上存有共識，並且在作着各種努力和實踐。中國是其中的積極參與者和推動者，亞洲一體化，東北亞一體化符合中國、符合地區各國的根本利益。中國和日本是亞洲有重要影響的大國，是東北亞的核心國家，兩國關係直接關係到亞洲未來一體化，東北亞未來一體化的建設。中國和日本都是“10+3”的成員，都是未來這一地區自由貿易區主體國家，都是自由貿易區的倡導者和推動者。中日關係如何，直接影響到這一地區自由貿易區的建設和一體化的進程。從亞洲未來和東北亞的未來着眼，中國和日本應當徹底解決歷史問題，放下包袱，共同融入區域一體化進程中，在一體化進程中發展，在一體化進程中強大。區域一體化對中國更為重要，它既可以保證中國和平的周邊環境，又可以改變世界不合理的經濟政治格局；既可以促進中國的發展，又有利於中國負責任大國形象的樹立，更有利於國際新秩序的建立。基於此，我國應當妥善看待和處理當前的中日關係，善於用大智慧看待問題，善於用大勇氣處理問題。大智大勇的核心就是以地區和平穩定、地區一體化的未來大勢巧妙解決中日摩擦和化解各種消極因素。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現代化，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這些都是未來中國的核心利益。這些未來核心利益的實現，都依賴於從現在起“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任何鬆懈、怠慢或者被其他因素干擾，都將嚴重影響或阻礙未來中國核心利益的實現。鄧小平曾明確指出，除非發生了大規模的外來入侵，否則我們都應當牢牢抓住發展生產力不放。現在，實現未來中國的核心利益，恰遇重要的戰略機遇期，抓住機遇，促進發展就是我們的當務之急。鄧小平講，我們曾經喪失過大的機遇，現在再也不能失去機遇了。20世紀50年代以後，世界出現了有利於發展的重要機遇期，我們沒有抓住，日本則抓住了，當我們“噩夢”醒來的時候，我國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而日本則在戰爭廢墟之上，發展成了世界經濟強國。21世紀初，世界又出現了有利於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對於中國來講，真是千載難逢，只能抓住，不能放棄，也不能受干擾。當前中國正處於實現未來民族核心利益的關鍵時期，任何局部的暫時的不和諧因素都要關注和重視，決不能使不和諧因素影響到未來中國核心的實現。“小不忍則亂大謀”。中日關係雖然複雜，雖然責任在於日方，但處理不好，對中國影響更大。我們要善於從未來中國的核心利益出發看待和處理中日關係，從暫時看，問題很大、麻煩很多，但從未來中國核心利益看，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中日關係必須妥善處理，從戰略高度，即從歷史、大局和未來角度看待和處理中日關係當是理性選擇和最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