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花緣被魯迅先生稱為什麼

1930年，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説史略》中將《鏡花緣》稱為能“與萬寶全書相鄰比”的奇書。它被魯迅認為是一部“以小説見才學”的“博物多識之作”。該書從《山海經》等古書記載的神話傳説擷取想象之花，以奇幻、諷刺、詼諧的筆法，唐敖、林之洋、多九公等人結伴出海經商的見聞，通過荒誕的幻想世界，描寫光怪陸離的社會現象，故事情節生動曲折引人入勝。

魯迅簡介：

周樹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字豫山、豫亭，後改字豫才，筆名魯迅，浙江紹興人，為中國近代作家，新文化運動領袖之一，魯迅生前創作了雜文、短中篇小説、文學、思想和社會評論、學術著作、自然科學著作、古代典籍校勘與研究、散文、現代散文詩、舊體詩、外國文學與學術翻譯作品和木刻版畫的研究。魯迅童年生活於百草園、咸亨酒店、外婆家一帶的農村等地，成為後來魯迅的兩部小説集《吶喊》、《彷徨》和散文集《朝花夕拾》的重要素材來源。魯迅頗受進化論思想影響，愛讀新思想的書，尤其是翻譯的小説。

鏡花緣被魯迅先生稱為什麼

1930年，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説史略》中將《鏡花緣》稱為能“與萬寶全書相鄰比”的奇書。它被魯迅認為是一部“以小説見才學”的“博物多識之作”。該書從《山海經》等古書記載的神話傳説擷取想象之花，以奇幻、諷刺、詼諧的筆法，唐敖、林之洋、多九公等人結伴出海經商的見聞，通過荒誕的幻想世界，描寫光怪陸離的社會現象，故事情節生動曲折引人入勝。

魯迅簡介:

周樹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字豫山、豫亭，後改字豫才，筆名魯迅，浙江紹興人，為中國近代作家，新文化運動領袖之一，魯迅生前創作了雜文、短中篇小説、文學、思想和社會評論、學術著作、自然科學著作、古代典籍校勘與研究、散文、現代散文詩、舊體詩、外國文學與學術翻譯作品和木刻版畫的研究。魯迅童年生活於百草園、咸亨酒店、外婆家一帶的農村等地，成為後來魯迅的兩部小説集《吶喊》、《彷徨》和散文集《朝花夕拾》的重要素材來源。魯迅頗受進化論思想影響，愛讀新思想的書，尤其是翻譯的小説。

《鏡花緣》七年級讀書心得

品味完一本名著後，相信大家的視野一定開拓了不少，需要好好地就所收穫的東西寫一篇讀書心得了。想必許多人都在為如何寫好讀書心得而煩惱吧，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鏡花緣》七年級讀書心得範文，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鏡花緣》七年級讀書心得範文1

李汝珍一生中，雖未得志，但其作品《鏡花緣》實可謂之為鉅作，可與《格列弗遊記》相媲美。文中不僅充滿想象之筆、使人彷彿身歷其境，沉醉在仙境及各個奇妙的島國中也深具讓人省思的空間。

《鏡花緣》描述蓬萊仙島中，天上的百花仙子因在王母娘娘壽誕時，與嫦娥吵嘴，一時之間説錯話，玉皇大帝大怒，令她到人間受罰，轉世為唐敖的女兒，名日小山。唐敖因考試名落孫山，心灰意冷之餘便與小山的舅父林之洋一同出海遊歷，散散心。

在航行途中，到了許多奇妙的島，如：人民好禮、不慕榮利、為善互讓的君子國愛裝模作樣、賣弄學問，肚子裏卻毫無墨水的白民國根據人之心眼好壞而腳踏不同顏色雲朵的大人國等，後來唐敖在途中嚐遍仙草，因而得道成仙，從此一去不復返，過着與世隔絕的生活。

而小山年紀雖小，但十分孝順，曾與舅父兩度出海尋父。儘管沿途遭遇不少災難，卻都奇蹟般的化險為夷，最後，百花仙子化身的小山，在受罰於人間的時間期滿，重回小蓬萊，繼續執行掌管百花的工作。

這部小説看似在描寫神話，實際上，在詼諧諷刺中也藴涵着深刻的道理。故事中的島國特色即在訴説當代社會的面貌、作者自己的期許，如：

一、君子國：希望人人都能像君子國的人民般，不爭奪、不強求，社會安樂祥和。

二、女人國：顯示作者關懷社會，對許多男女不平等制度的批判，想象女人亦可考科舉，從事男人做不到的事。

三、白民國：當時，有些人考取功名便洋洋得意，認為自己已是頂尖人物了，便賣弄自己所學。實際上，學海無涯，他們所學的不過是汪洋一瓢罷了，作者對這樣氣量褊狹的士大夫，也不放過揶揄他們的機會。

《鏡花緣》雖然是描述作者對當代社會制度的不滿，以及他個人向社會的反抗，但其中所包含的寶貴啟示仍是現代社會中值得我們借鑑、警惕的。就如同我曾耳聞的一句話：真理是不會隨着時代的變動，而有絲毫改變人生最大的錯誤即是再犯相同的錯誤。但反觀現代社會，為何人人不能少一點爭利，而多一點施捨，像君子國般?為何有些人不能謙虛為懷?反而像白民國般喜歡賣弄?社會要進步，內心的改革其實是最重要的。如果世界上各民族和平共存、沒有紛爭，哪需要什麼武器?但真實的情況又是怎樣呢?

想改造這個社會，甚至這個世界，真非我一個十六歲的人做得到，但我想大家一起來努力一定能成功的!滴水可穿石聚沙可成塔。而且，解決社會亂象最好的方法，關鍵在於生活在其中的人們。

《鏡花緣》七年級讀書心得範文2

話説武則天稱帝，轟動了整個中國浩蕩歷史。

《鏡花緣》的故事就源於此。這本書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寫武則天稱帝后，勒令百花違背自然規律，嚴冬開放，結果觸犯天帝，百花仙子被貶下界變成一百個才女，和她們身上發生的故事第二部分則寫武則天開科考試才女，錄取了一百人，名次和泣紅亭天書上載得分毫不差，這些才女及第後，拜見宗師，連日飲宴，賦詩遊戲等的歡愉。

在這本書中，作者極力表現作為女子的才能和特點，闡釋“男女平等”的先進觀念。提高婦女的地位，使婦女揚眉吐氣成為了這本書的寫作目的之一。

書中一大亮點就是對“女兒國”的描寫。雖不算開創性的，但卻很有戲劇性，裏面許多誇張的描寫、和現實的對比，都尖鋭深刻地指出了社會矛盾所在。

在當時，“男尊女卑”的觀念貫穿了整個社會，婦女的工作生活處處受到壓迫和限制，作者將自己開明的思想和鮮明的觀點寄寓在這些女子的行蹤上，助我們瞭解當時的社會，也呼籲人們放棄舊思想，走入新時代。

在我們生活的這個社會中，雖然人們的觀念較以前已經有了很大轉變，但封建殘餘思想依然存在，有的還很嚴重，像男尊女卑的現象及男主外、女主內的思想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我想，讀罷這本書，是否能對我們有一些啟發?

《鏡花緣》七年級讀書心得範文3

今年寒假，我讀了一本書------《鏡花緣》。《鏡花緣》是清朝的李汝珍一生中最偉大的作品，它甚至可以與《西遊記》媲美。《鏡花緣》以一段天庭上的故事開頭：冬日的一天，百花仙子與麻姑下棋，由於風雪太大，未及時趕回洞中，洞裏的花仙們聽從了人間帝王武則天的旨意，在冰雪中將百花齊放。她們殊不知，幾百年前，百花仙子曾承諾，若聽取了下界帝王的旨意，自甘墮落紅塵。就這樣，百花仙子被貶下了凡，投胎在中原唐秀才家做了女兒，取名唐小山。這位唐秀才，名叫唐敖，因厭倦了功名富貴，便同林之洋、多九公一起在外遊山玩水。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們遊黑齒國和女兒國。三人乘船來到黑齒國，看這裏的人都異常的黑，不僅身上漆黑，牙齒也是漆黑的，只有眉毛和嘴脣是鮮紅的。林之洋帶着貨物到街上去賣，唐敖和多九公則到街上遊玩。走到一個女學塾，兩人停下腳步，走進去想討杯茶喝。一個老態龍鍾的儒生和兩個大約十五歲，穿着紫色和紅色衣服的小姑娘，熱情地接待了兩人。老人介紹，穿着紫衣服的姑娘叫廬紅薇，穿着紅色衣服的姑娘叫黎紫萱。

老人請二人指點一下兩位姑娘的功課，唐敖謙虛推辭，可九公卻躍躍欲試，他想：兩個黑不溜秋的小丫頭，才讀了幾年書，提出的問題，哪有回答不出的道理?可是，九公這回可是栽在了她們的手裏。兩位姑娘提的問題，都無法從書本上找到現成的答案，必須博學旁通，更要有獨特的見解，才能回答的出。九公越發招架不住，急得老臉發紅。最後還是林之洋及時趕到，才解了圍。看到這裏，我明白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的道理。還有一次，三人來到女兒國。

這裏的女兒國可不是《西遊記》裏的女兒國，這裏有男有女，但是，男人卻要打扮成女人，女人要打扮成男人。走到街上，人人都把唐敖他們當成假扮男人的女人。唐敖和九公玩了一天，回到船上，發現林之洋尚未歸來。便四處搜尋，可搜了好幾天，還是杳無音訊。那麼，林之洋到底去哪了呢?原來，林之洋到王宮裏去賣東西，可是，國王看上了林之洋，把他封為了王妃，擇日就要娶回宮中。在回宮之前，林之洋要纏好足。宮女們簇擁着林之洋，給他換上了華麗的裙子，又給他沐浴，擦香粉，帶上金銀首飾。隨後，又有人來給林之洋穿耳，也就是在耳朵上穿洞，好帶耳環。又有宮女來給林之洋纏足，林之洋拒不服從，被國王下令打二十板子，把腳吊在房樑上。林之洋生不如死，每天被纏足，痛不欲生，腳上的肉全部壞死，化成膿血，只剩下骨頭。最後在世子的幫助下才逃脱。讀了《鏡花緣》，我覺得它和《聊齋》不無相同之處。它們講的都是一些千奇百怪的故事，讀後，令人回味無窮。

但是，我覺得，《鏡花緣》比《聊齋》還要精彩，不僅故事好看，還給予人們許多的道理。就比如林之洋被困女兒國，這裏反映出作者對男女平等、女子和男人具有同樣社會地位的良好願望。但《鏡花緣》也諷刺社會裏的醜惡嘴臉，好比兩面國，他們的後腦勺都用布遮起來，前面一張臉看起來挺和藹可親，但是，這張臉只對打扮得工工整整的人微笑，對於衣衫襤褸的人，卻是極其冷淡。在布後，有一張無比猙獰的臉，十分恐怖。這些人十分的虛偽狡詐。我想，這樣的人，別人恐怕也是這麼對他的。結胸國的`人胸前高出一塊，只因好吃懶做。總而言之，不做好事，即沒有好報。如此精彩的《鏡花緣》，請你一定也要去看看。

《鏡花緣》七年級讀書心得範文4

《鏡花緣》的作者是清代的李汝珍，魯迅先生評價他“於社會制度，亦有不平，每設事端，以寓理想”，作者在這本書中把“提倡男女平等，諷刺科舉制度，揭露社會醜態”等社會理想發揮得淋漓盡致。下面，我們就來一起看看吧!

提到封建社會，人們大都會提起一個關鍵詞——“重男輕女”。“女子無才便是德”這句話描述的不平等思想禁錮着古代的人們，怪不得古代學堂裏沒有女子的身影。但在《鏡花緣》這本書中，歧視女子的説法早已被人們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書中有一個神奇的國家叫做“女兒國”。但《鏡花緣》中的女兒國與《西遊記》中的女兒國有着很大的差別。《西遊記》中的女兒國內無一男子，而《鏡花緣》中的女兒國內本有男子，只是女性當道，男子反穿衣裙，作為婦人。文中，林之洋因賣貨給國舅府誤被選為王妃。這王妃可不好當，首先得纏足，所謂“纏足”，就是裹小腳，當時的人以“三寸金蓮”為美可憐的林之洋裹得十腳趾都爛了，化為膿水。這雖是誇張，但他所受的痛苦難道古代婦女沒有受到過嗎?但又有誰可憐過她們呢?作者通過描寫林之洋的痛苦，讓讀者從古時候女性的立場去體會纏足等種種陋習的殘酷和醜惡，表達了作者對當時男女不平等現象的諷刺與悲憤。

除了女兒國，文中還提到了許多神奇的國度，其中，有一個國家讓我印象很深。那裏居住着許多“笑面虎”，個個虛偽狡詐，有兩副面孔。這個國家叫做“雙面國”，唐敖一行人來到了雙面國，當國的人面對儒巾綢衫的唐敖和顏悦色、滿面恭謙，卻對舊帽破衣的林之洋無情無緒、十分冷淡。唐、林二人很疑惑，便交換了衣服，再次上前詢問結果當國的人對身穿綢衫的林之洋變得親切，對唐敖則冷眼相看。看到這裏，我感到十分的“悲憤”現在的生活中，也有不少像這樣的人，他們面對人的態度僅僅取決於他人的富貴程度，這樣的虛榮難道不是很可悲嗎?前段時間，有個國外的網友做了一個實驗：一個漂亮的小女孩上街求助，許多人都給予了她幫助但當這個小女孩變得灰頭土臉時，人們卻視而不見。這樣的虛偽，和“雙面國”中的人有什麼區別呢?作者通過描寫當國人們的態度轉變之大，深刻地諷刺了當時人們的虛偽和虛榮。現在的生話中，我們也應當放下虛榮心，這樣社會才會變得更真誠、更友善!

通過閲讀《鏡花緣》，我明白了許多道理。在生活中，我們應學習黑齒國人民的好學上進，學習君子國的謙讓同時也要杜絕像淑士國的酸腐吝嗇，像無腸國的貪婪刻薄。願我們的社會越來越和平、越來越向上!

《鏡花緣》七年級讀書心得範文5

我的書架上有好多書，它們整齊的放在書架上，一天放學，我發現書架上又多了一本，原來是媽媽給我買的，名字叫《鏡花緣》，我很高興。

《鏡花緣》是清代神魔小説，魯迅爺爺在《中國小説史略》中稱之為能“與萬寶全書相鄰比”的奇書。國外學者也致力於此書的研究，蘇聯女漢學家費施曼説該書是“熔幻想小説、歷史小説、諷刺小説和遊記小説於一爐的傑作。”《鏡花緣》已被譯成英、俄、德、日等文字。

它講述了千奇百怪的奇幻國度和形形色色的風土人情，幻想，歷史，諷刺，遊記於一身，被當代學者稱為“雜家小説”。!

通過閲讀《鏡花緣》一書，我認識了很多有特色的國家和英雄人物，並跟隨着主人公唐敖旅行經過了焰火國，遊過了君子國，還有小人國、黑齒國等等許許多多不同的帶有神奇色彩的國家。

他們最先去了一個叫“君子國”的國家，他們發現這裏的人很奇怪，總是討價還價，但是，討價還價的人不是買家而是賣家。如：一個小軍官買東西，他跟賣主吵了半天才用一些錢買了一些差的東西，可賣主死活不讓走，讓小軍官用一半的錢買了一半好的一半差的，這才算交易完畢。又去了一個叫“大人國”的國家，這裏的人一出生腳下就踩着一朵雲，走起來好像飄一樣。如果這個人腳下的雲是彩色，是指心眼好。如果雲是黑色的，就指心眼壞。又去了不少國家，如“勞民國”“聶耳國”“無腸國”“犬封國”等其他國家。

這本書裏的故事讓我用了不到一天的時間就看完了，總是還想看，連吃飯睡覺都想着它，太吸引人了。

如果現代社會的人都像君子國一樣講誠信，像大人國一樣一看就知道誰好誰壞，社會就不會很亂。，人民就會更幸福，我們也會更快樂。

《鏡花緣》魯迅先生這樣評價：“其於社會制度，亦有不平，每設事端，以寓理想；惜為時世所限，仍多迂拘”

歐陽健：《中國小説史略》論斷平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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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小説史略》的論斷，胡適贊以“蒐集甚勤，取材甚精，斷制也甚謹嚴”（《〈白話文學史〉自序》），鄭振鐸贊以“打定了基礎，搜齊了材料，然後經過尖鋭的考察，精密的分析，而以公平的態度下判斷，不麻胡，不苟且”（《魯迅的治學精神》），阿英贊以“於簡略敍述見繁複事態，於一二語中論斷全文，簡當中肯，往往而然”（《作為小説學者的魯迅》）。論斷是什麼？阿英概括為“探索傾向影響，闡明藝術特徵”（《關於〈中國小説史略〉》），用魯迅《史略》第十九篇“明之人情小説”（上）的話，則是揭示“意象”與“文辭”。前者指內容或思想的評判，後者指形式或藝術的評判，構成其價值取向論證判斷的兩翼。

在受到學人交口稱賞的同時，胡適“論斷太少”的評語，又道出了一致感到的缺憾。關於這點，魯迅在給胡適的信中亦表認可：“《小説史略》竟承通讀一遍，慚愧之至。論斷太少，誠如所言；玄同説亦如此。我自省太易流於感情之論，所以力避此事，其實正是一個缺點。”（見1923年12月31日胡適日記）所謂“少”，一是用字少，論斷用語偏於簡略；一是數量少，許多作品的論斷處於缺位狀態。對此，人們又有不同的理解。

關於用字之少，儘管魯迅説過“好象評論做得太簡括，是極容易招得無意的誤解，或有意的曲解似的”（《〈二心集〉序言》）的話，學界中人仍多認為，《史略》的論斷，好就好在“少”上。他們説，用字之“簡”，體現了內涵之“精”。精湛卓絕，警策獨到，正是言簡意賅，一語中的。如第七篇“《世説新語》與其前後”之論《世説新語》，斷以“記言則玄遠冷俊，記行則高簡瑰奇，下至繆惑，亦資一笑”；第八篇“唐之傳奇文”（上）之論《李娃傳》，斷以“行簡本善文筆，李娃事又近情而聳聽，故纏綿可觀”；第十五篇“元明傳來之講史”（下）之論《蕩寇志》，斷以“書中造事行文，有時幾欲摩前傳之壘，採錄景象，亦頗有施羅所未試者，在糾纏舊作之同類小説中，蓋差為佼佼者矣”；第二十三篇“清之諷刺小説”之論《儒林外史》，斷以“秉持公心，指擿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諧，婉而多諷”，三言兩語之中，藴涵着無窮精義，顯示出建立於文學家眼光與現代文學意識基礎上的洞察力和卓見遠識，向被視為《史略》的亮點與精粹，成為繼續思考的原點與不厭其煩的引用對象。

至於論斷之缺位，以顧炎武“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於序事之中，即見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日知錄·史記於序事中寓論斷》）之語衡之，似恰合乎傳統之史例。故有人説，不作價值評估和判斷，只作事實縷述和梳理，正是《史略》的高明處。也有人説，吝於論斷固是缺點，但幸好保持了冷靜：“因為以魯迅在雜文中表現的猛烈炮火而言，若在小説史的學術著作出現，恐怕會如同魯迅自己所預見的而成為另種風貌。正因為魯迅在《中國小説史略》的熱情是經過冷靜的思考後再度淬鍊而顯現出來，所以才更顯得其中魯迅論述的可信與可靠性”。

但論斷過簡，畢竟易於發生歧義；重要作品論斷之缺位，終不能認為是正常的。須知《中國小説史略》處理的是數千年中的全部古代小説。據《中國文言小説總目提要》和《中國通俗小説總目提要》統計，現存文言小説的數量2184種，現存白話小説的數量1164種。它們不但數量多，有的部頭也很大。面對這個現實，就要下決心多讀小説書。“論斷太少”既是《史略》的特點，也是打開《史略》奧祕的關鍵，從中可以看到一位矛盾的魯迅，一位二律背反的魯迅。

一

郭沫若説，魯迅與王國維的思想歷程和治學方法“令人驚異的相似”：“他們兩位都處在新舊交替的時代，對於舊學都在幼年已經儲備了相當的積蓄，而又同受了相當嚴格的科學訓練。他們想要成為物理學家或醫學家的志望雖然沒有達到，但他們用科學的方法來回治舊學或創作，卻同樣獲得了輝煌的成就”（《歷史人物·魯迅與王國維》）。魯迅與王國維，在引進外來觀念（所謂“科學訓練”和“科學方法”）來“回治舊學”上確有相近之處，但兩人的立足點或出發點卻完全不同。王國維“古貌古飾，望者輒疑為竺舊自封，顧其頭腦乃純然為現代的，對於現代文化原動力之科學精神，全部默契，無所抵拒”（梁啟超《國學論叢》第三卷《王靜安先生紀念專號序》），他“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斷《紅樓夢》為“悲劇中之悲劇”，戲曲為“中國最自然之文學”，目的是藉助中西文化的契合，使傳統文化維繫不墜。與偏於“守舊”的王國維不同，魯迅引進西方之意在於除舊。他説：“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人生離開；讀外國書——除了印度——時，時時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中國書雖然有勸人入世的話，也是殭屍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廢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廢與厭世，所以主張少看或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青年必讀書》）又説：“我們目下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進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宋百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祕製膏丹，全都踏倒他。”（《忽然想到》）“主張少看甚至不看中國書”、甚至認定“中國古書，葉葉害人”（1919年1月16日致許壽裳信）的魯迅，因了兼職教學的需要，卻要面對大量中國書，來撰寫《中國小説史略》了。為了將一己的主張貫徹下去，就註定不可能揄揚古代小説的價值。《史略》“論斷太少”原因之一，就在於此。

且以對《太平廣記》的論斷為例。《太平廣記》是古小説的集大成者，全書五百卷，引書四百多種，《史略》論及的唐人小説，多是由《太平廣記》保存下來的，故云：“今頗有留存於《太平廣記》中者（他書所收，時代及撰人多錯誤不足據），實唐代特絕之作也。”具體作品有：《古鏡記》（《廣記》二百三十）、《補江總白猿傳》（《廣記》四百四十四）、《枕中記》（《廣記》八十二）、《任氏傳》（《廣記》四百五十二）、《湘中怨》《異夢錄》《秦夢記》（《廣記》二百八十二及二百九十八）、《長恨歌傳》（《廣記》四百八十六）、《東城老父傳》（《廣記》四百八十五）、《李娃傳》（《廣記》四百八十四）、《鶯鶯傳》（《廣記》四百八十八）、《南柯太守傳》（《廣記》四百七十五）、《謝小娥傳》（《廣記》四百九十一）、《廬江馮媪》（《廣記》三百四十三）、《古嶽瀆經》（《廣記》四百六十七）、《柳毅傳》（《廣記》四百十九）、《霍小玉傳》（《廣記》四百八十七）、《柳氏傳》（《廣記》四百八十五）、《上清傳》（《廣記》二百七十五）、《無雙傳》（四百八十六）、《非煙傳》（四百九十一）、《楊娼傳》（同上）、《虯髯客傳》（《廣記》一百九十三）、《元無有》（《廣記》三百六十九）、《周秦行紀》（《廣記》四百八十九）、《聶隱娘》（《廣記》一百九十四）等。可見，沒有《太平廣記》，對於唐人小説的研究，就幾乎處於不可措手的地步。而為魯迅推崇的宋代“平話”，即今所謂“白話小説”，亦並非憑空生出來的。羅燁《醉翁談錄·小説開闢》雲：“夫小説者，雖為末學，尤務多聞，非庸常淺識之流，有博覽該通之理，幼習《太平廣記》，長攻歷代史書。”可見，宋代“平話”是受到過《太平廣記》滋養的。《太平廣記》在古代小説的崇高地位，輯錄過《古小説鈎沉》《唐宋傳奇集》的魯迅，是應該有充分認知的。

但《史略》第十一篇“宋之志怪及傳奇文”，陳述史事時強調的卻是：“宋既平一宇內，收諸國圖籍，而降王臣佐多海內名士，或宣怨言，遂盡招之館閣，厚其廩餼，使修書”；《中國小説的歷史的變遷》更直白地説：“此在政府的目的，不過利用這事業，收養名人，以圖減其對於政治上之反動而已，固未嘗有意於文藝”。從動機上貶低某項事業，往往是後人習用的手法，不想於《史略》中亦見之矣。而於此書的價值，則淡淡地説：“《廣記》採摭宏富，用書至三百四十四種，自漢晉至五代之小説家言，本書今已散亡者，往往賴以考見，且分類纂輯，得五十五部，視每部卷帙之多寡，亦可知晉唐小説所敍，何者為多，蓋不特稗説之淵海，且為文心之統計矣。”這種“無意間”留下古小説林藪論，實際上是頗帶貶意的，證據即在《破〈唐人説薈〉》中：“我以為《太平廣記》的好處有二，一是從六朝到宋初的小説幾乎全收在內，倘若大略的研究，即可不必別買許多書。二是精怪，鬼神，和尚，道士，一類一類的分得很清楚，聚得很多，可以使我們看到厭而又厭，對於現在談狐鬼的《太平廣記》的子孫，再沒有拜讀的勇氣。”“看到厭而又厭”所道出的反感，正與“少看甚至不看中國書”的主張相合。

作為古代小説的集大成者，《太平廣記》的價值不僅在“採摭宏富”，更在“分類纂輯”。它第一次對小説遺產進行分類，為小説分類學作出了巨大貢獻。《太平廣記》的分類不光給閲讀提供了方便，更在於它以獨特的分類法，指明瞭神怪小説的本質特徵，乃在對於“物”亦即大自然的重視，從而體現了編纂者的獨到眼光。李昉《太平廣記表》説：“伏以六籍既分，九流並起，皆得聖人之道，以盡萬物之情，足以啟迪聰明，鑑照古今。”《太平廣記》的分類纂輯，《史略》謂“得五十五部”，乃沿襲前人的錯誤。《太平廣記》五百卷，按題材分為九十一大類，下面又分為一百五十多小類，共約七千篇（則），除第一百六十四卷至二百二卷之“名賢”、“廉儉”、“義氣”、“知人”、“精察”、“俊辯”、“幼敏”、“器量”、“貢舉”、“銓選”、“職官”、“權幸”、“將帥”、“驍勇”、“豪俠”、“義俠”、“博物”、“文章”、“才名”、“儒行”等卷，及第二百三十五至二百七十五卷之“交友”、“奢侈”、“詭詐”、“諂佞”、“謬誤”、“治生”、“褊急”、“詼諧”“嘲誚”、“嗤鄙”、“無賴”、“輕薄”、“酷暴”、“婦人”、“情感”、“童僕奴婢”是寫人世間諸事外，都是神怪的天地。其中包括“神仙”55卷，“女仙”15卷，“道術”5卷，“方士”5卷，“異人”6卷，“異僧”12卷，“釋證”3卷，“報應”33卷，“徵應”11卷，“定數”15卷，“感應”2卷，“讖應”1卷，“夢”7卷，“巫厭”1卷，“幻術”4卷，“妖妄”3卷，“神”25卷，“鬼”40卷，“夜叉”2卷，“神魂”1卷，“妖怪”9卷，“精怪”6卷，“靈異”1卷，“再生”12卷，“悟前生”2卷，“悟前生”2卷，“冢墓”2卷，“雷”3卷，“雨”1卷，“山”1卷，“石”1卷，“水”1卷，“寶”6卷，“草木”12卷，“龍”8卷，“虎”8卷，“畜獸”13卷，“狐”9卷，“蛇”4卷，“禽鳥”4卷，“水族”9卷，“昆蟲”7卷等等，都是帶有神怪性質的作品。《太平廣記》將“神仙”與“神”分別開列，是很有見地的。“神仙”實際上是“仙”，“神”字不過是連類而及。仙，從人從山，即山中修煉而得“道”之人，《釋名·釋長幼》曰：“老而不死曰仙。”而“神”，則是由世上的萬物生髮變化而成的，將它們區分開來，具有特殊意義。尤其重要的是，山、石、水，是一切生物（包括人類）必要的生存環境，是一切生命存在的前提，這一列目的建立，本身就是一個大的突破。草木（又分為木、草、草花、木花、果、菜、五穀、茶荈、芝、苔、香藥等）、畜獸（又分為牛、馬、駱駝、騾、驢、犬、羊、豕、貓、鼠、鼠狼、獅子、犀、象、狼、鹿、兔、猿、獼猴、猩猩、狨及專門列目的狐、虎）、禽鳥（又分鳳、鸞、鶴、鵠、鸚鵡、鷹、鷂、鶻、孔雀、燕、鷓鴣、鵲，雞、鵝、鷺、雁、雀、烏、梟、等），以及水族和昆蟲等類別的分立，包容了眾多的以生物為主角的故事，可以説將中國古代神怪小説的精華，囊括無遺，真正做到了“以盡萬物之情”，確立了《太平廣記》在中國文化史上的不朽地位。魯迅雖談到《太平廣記》的分類，但沒有抓到問題的實質；對“物”的輕視，使他與《太平廣記》的真價值失之交臂。

對於宋代文人如洪邁的《夷堅志》，斷之為“大都偏重事狀，少所鋪敍，與《稽神錄》略同”。其實，《夷堅志》並非“獨以著者之名與卷帙之多稱於世”，其巨大價值歷來備受推崇。淳熙十三年（1186）章森出使金國，掌訝者問《夷堅》自《丁志》後曾更續否，而引樂天、東坡之事以自況（《賓退錄》卷八），可見《夷堅志》在北方的影響。陸游《題〈夷堅志〉後》雲：“筆近反《離騷》，書非《支諾皋》，豈惟堪補史，端足擅文豪。”（《劍南詩稿》卷三十七）王質撰《夷堅別志》二十四卷，自序曰：“志怪之書甚夥，至鄱陽《夷堅志》出，則盡超之。”陸心源《〈夷堅志〉序》更讚揚説：“自來志怪之書，莫古於《山海經》，按之理勢，率多荒唐，沿其流者，王嘉之《拾遺》，幹寶之《搜神》，敬叔之《異苑》，徐鉉之《稽神》，成式之《雜俎》，最行於時，然多者不過數百事，少者或僅十餘事，未有卷帙浩瀚如此書之多者也。雖其所載，頗與傳記相似，飾説剽竊，借為談助，支甲序已自言之。至於文思雋永，層出不窮，實非後人所及。……信乎文人之能事，小説之淵海也。”《四庫全書總目》雲：“是書所記，皆神怪之事，故以《列子》夷堅為名。”洪邁自比為與大禹、伯益同時的夷堅，而以其書與專記山川特產與珍禽異獸的《山海經》相比肩，“顓以鳩異崇怪”（《夷堅丙志序》），反映了洪邁與正統觀念相異的一面。《史略》卻強調它“為晚年遣興之書，始刊於紹興末，絕筆於淳熙初，十餘年中，凡成甲至癸二百卷，支甲至支癸三甲至三癸備一百卷，四甲四乙各十卷，卷帙之多，幾與《太平廣記》等，今惟甲至丁八十卷支甲至支戊五十卷三志若干卷，又摘鈔本五十卷及二十卷存。奇特之事，本緣希有見珍，而作者自序，乃甚以繁夥自憙，耄期急於成書，或以五十日作十卷，妄人因稍易舊説以投之，至有盈數卷者，亦不暇刪潤，徑以入錄（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十一雲），蓋意在取盈，不能如本傳所言‘極鬼神事物之變’也。”這種以“急於成書”、“不暇刪潤”為口實，無視即使按魯迅的標準，其中多有情節委婉、篇幅曼長的佳作，如《峽山鬆》、《解三娘》（甲志卷十七）、《張文規》（乙志卷四）、《榕樹鷺巢》（乙志卷六）、《武夷道人》（乙志卷十二）、《藍姐》（丙志卷十三）、《屈師放鯉》、《汪大郎馬》（丙志卷十九）、《王從事妻》（丁志卷十一）、《張珍奴》（丁志卷十八）、《海山異竹》（支丁卷三）、《孫知縣妻》（支戊卷二）、《嘉州江中鏡》（支戊卷九）、《洞口先生》（支癸卷四）、《義倡傳》（志補卷二）、《華亭道人》（志補卷十二），是極不公允的。

對於《夷堅志》的輕忽，亦與《史略》標榜白話小説之宗旨不協。羅燁《醉翁談錄·小説開闢》雲：“煙粉奇傳，素藴胸次之間；風月須知，只在脣吻之上。《夷堅志》無有不覽，《琇瑩集》所載皆通。動哨中哨。莫非《東山笑林》；引倬底倬，須還《綠窗新話》。”其言“《夷堅志》無所不通”，則早已成“説話人”取材之淵源矣。如《丁志》卷九《太原意娘》，敍意娘被金兵所擄，自刎而亡，仍念念不忘在江南為官的丈夫，當其魂魄隨丈夫來到江南，發現丈夫已另尋新歡，於是憤而復仇。《古今小説·楊思温燕山逢故人》，便是據此鋪陳衍化出來的，文中且雲：“説話的，錯説了。使命入國，豈有出來閒走買酒吃之理？按《夷堅志》載，那時法禁未立，奉使官聽從與外人往來。”又，《初刻拍案驚奇》卷三十《王大使威行部下，李參軍冤報生前》雲：“這又一件在宋《夷堅志》上：説吳江縣二十里外因瀆村，有個富人吳澤，曾做個將仕郎，叫做吳將仕。生有一子，小字雲郎……”；《二刻拍案驚奇》卷二十《賈廉訪贋行府牒，商功父陰攝江巡》雲：“官人見説，不勝驚駭了許久，又聞得教服平胃散，問道：‘我曾讀《夷堅志》，見孫九鼎遇鬼，亦服此藥。吾思此藥皆平平，何故奏效？’”都是實證，或魯迅因未得目驗《古今小説》與《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故於此不甚留心也。

二

推動北京大學開設小説課程的，當是胡適的“白話小説正宗論”。他1917年1月1日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説：“今人猶有鄙夷白話小説為文學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吳趼人皆文學正宗，而駢文律詩乃真小道耳。”（《新青年》第二卷第五號）這一新的文學觀念，將歷來“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説，變成了一門正經學問——“小説學”的對象，且與其時的文化潮流相合，其勢正不可小覷。

魯迅心底於稗官小説原有偏好，憑着輯校《古小説鈎沉》的功力，他方有到北大講學的底氣。從總的趨向看，魯迅與胡適是白話文運動的同盟軍，但對胡適鼓吹的“正宗論”，他卻不願持“響應”的態度。《中國小説史略》正文有八處引胡適的見解：一處是關於金聖歎刊落《水滸》之由的，一處是關於《西遊記》之“復善諧劇”的，四處是關於曹雪芹生平考證的，兩處是關於《鏡花緣》主旨的。其中惟《鏡花緣》命筆之由，引用了胡適“是一部討論婦女問題的小説，他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是男女應該受平等的待遇，平等的教育，平等的選舉制度”的觀點，旋加補充道：“其於社會制度，亦有不平，每設事端，以寓理想；惜為時勢所限，仍多迂拘，例如君子國民情，甚受作者歎羨，然因讓而爭，矯偽已甚，生息此土，則亦勞矣。”他後來在《我怎麼做起小説來》中説：“在中國，小説不算文學，做小説的也決不能稱為文學家，所以並沒有人想要在這一條道路上出世。我也並沒有要將小説抬進‘文苑’裏的意思，不過想用他的力量，來改良社會。”魯迅的特殊性格和矛盾心理，註定他不可能拾“正宗論”之牙慧，而捨棄反對“瞞”與“騙”的文學主張。在對待具體的作家作品——尤其是那些普遍贏得好評的施耐庵、曹雪芹、吳趼人時，他的做法就是述而不作，縷而不斷。

胡適在1920年7月作《〈水滸傳〉考證》，説：“《水滸傳》是一部奇書。在中國文學佔的地位比《左傳》《史記》還要重大的多；這部書很當得起一個閻若璩來替他做一番考證的工夫，很當得起一個王念孫來替他做一番訓詁的工夫。我雖然夠不上做這種大事業——只好讓將來的學者去做——但我也想努一努力，替將來的‘《水滸》專門家’開闢一個新方向，打開一條新道路。”魯迅自然不願重複這種高調，但胡適“《水滸傳》不是青天白日裏從半空中掉下來的，《水滸傳》乃是從南宋初年（西曆十二世紀初年）到明朝中葉（十五世紀末年）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結晶”的意見，魯迅講課時卻不能不加採用。胡適所舉《宋史》二十二、三百五十一、三百五十三，得出的結論：“這三條史料可以證明宋江等三十六人都是歷史的人物，是北宋末年的大盜。‘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看這些話可見宋江等在當時的威名。這種威名傳播遠近，留傳在民間，越傳越神奇，遂成一種‘梁山泊神話’。”就是《史略》第十五篇“元明傳來之講史”（下）之所本。其以5000字篇幅縷述《水滸傳》，首引《宋史》二十二、三百五十一、三百五十三，皆胡適所曾引者，惟加評議曰：“顧當時雖有此議，而實未行，江等且竟見殺。”又引《夷堅乙志》（六）宣和七年户部侍郎蔡居厚事，道是“《乙志》成於乾道二年，去宣和六年不過四十餘年，耳目甚近，冥譴固小説家言，殺降則不容虛造，山濼健兒終局，蓋如是而已。”其核心乃是證明“《水滸》故事亦為南宋以來流行之傳説，宋江亦實有其人”耳。其後，引宋遺民龔聖與《宋江三十六人贊》自序，亦為胡適所曾引用者，道是：“於是自有奇聞異説，生於民間，輾轉繁變，以成故事，復經好事者掇拾粉飾，而文籍以出。宋遺民龔聖與作《宋江三十六人贊》，自序已雲‘宋江事見於街談巷語，不足採著，雖有高如李嵩輩傳寫，士大夫亦不見黜’（周密《癸辛雜識》續集上）。”胡適據此曾發揮道：

我們看這段話，可見一、南宋民間有一種“宋江故事”流行於“街談巷語”之中；二、宋元之際已有高如、李嵩一班文人“傳寫”這種故事，使“士大夫亦不見黜”；三、那種故事一定是一種“英雄傳奇”，故龔聖與“少年時壯其人，欲存之畫贊”。這種故事的發生與流傳久遠，決非無因。大概有幾種原因：一、宋江等確有可以流傳民間的事蹟與威名；二、南宋偏安，中原失陷在異族手裏，故當時人有想望英雄的心理；三、南宋政治腐敗，奸臣暴政使百姓怨恨，北方在異族統治之下受的痛苦更深，故南北民間都養成一種痛恨惡政治惡官吏的心理，由這種心理上生出崇拜草澤英雄的心理。

但魯迅只落實到“今高李所作雖散失，然足見宋末已有傳寫之書”上，對歷史因由、價值判斷，不置一詞。按李嵩為南宋三朝畫苑著名畫家，他“傳寫”的乃是畫象，魯迅卻誤為“以水滸故事作小説”（此一誤亦出於胡適：“可以證明宋元之際有李嵩、高如等人‘傳寫’梁山泊故事，可見當時除《宣和遺事》之外一定還有許多更詳細的水滸故事”）；胡適在認定《宋江三十六人贊》“這種流傳民間的‘宋江故事’便是《水滸傳》的遠祖”後，又“斷定《宣和遺事》記的梁山泊三十六人的故事一定是南宋時代民間通行的小説”，且剖析龔聖與序稱讚宋江“識性超卓，有過人者”，“再看他那些讚的口氣，都有希望草澤英雄出來重扶宋室的意思”，“這便是元朝‘水滸故事’所以非常發達的原因”。但關於《宣和遺事》，魯迅只説“《宣和遺事》由鈔撮舊籍而成，故前集中之梁山濼聚義始末，或亦為當時所傳寫者之一種”，並順着文路分析與龔聖與《贊》之不同，把問題引向《水滸》之成書與版本上去了：“意者此種故事，當時載在人口者必甚多，雖或已有種種書本，而失之簡略，或多舛迕，於是又復有人起而薈萃取捨之，綴為巨袟，使較有條理，可觀覽，是為後來之大部《水滸傳》。”然後縷述版本之差異，得出結論：“若百十五回簡本，則成就殆當先於繁本，以其用字造句，與繁本每有差違，倘是刪存，無煩改作也。又簡本撰人，止題羅貫中，周亮工聞於故老者亦第雲羅氏，比郭氏本出，始着耐庵，因疑施乃演為繁本者之託名，當是後起，非古本所有。”通篇於古典名著《水滸》之“意象”與“文辭”，幾乎不曾拈着一字，惟在論郭武定本“於寇中去王田而加遼國”時，涉及《水滸》所寫乃“強人”：“然破遼故事慮亦非始作於明，宋代外敵憑陵，國政弛廢，轉思草澤，蓋亦人情，故或造野語以自慰。”與胡適“《水滸》的故事乃是四百年來老百姓與文人發揮一肚皮宿怨的地方。宋元人借這故事發揮他們的宿怨，故把一座強盜山寨變成替天行道的機關。明初人借他發揮宿怨，故寫宋江等平四寇立大功之後反被政府陷害謀死。明朝中葉的人——所謂施耐庵——借他發揮他的一肚皮宿怨，故削去招安以後的事，做成一部純粹反抗政府的書”論相比，無疑要遜色得多了。魯迅《水滸傳》論斷之精義，反在第二十七篇“清之俠義小説及公案”謂“《三俠五義》為市井細民寫心，乃似較有《水滸》餘韻，然也僅其外貌，而非精神”數語，但在論《水滸》的正文部分，絕無此種意念，亦絕無此種論證。此無他，不願重複胡適之高調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