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是好的還是壞的

好的。

這在當時一定程度上推行了新潮思想,從這方面來看,康有為堪稱“好人”。然而維新變法觸及到了慈禧為代表的封建皇家利益,變法失敗,戊戌六君子被殺,但康有為卻成功逃至海外。令人可悲的是作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康廣仁則是康有為的弟弟。

康有為（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原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又號明夷、更甡、西樵山人、遊存叟、天遊化人，廣東省廣州府南海縣丹灶蘇村人，人稱康南海，中國晚清時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代表人物。康有為出生於封建官僚家庭，光緒五年（1879年）開始接觸西方文化。光緒十四年（1888年），康有為再一次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藉機第一次上書光緒帝請求變法，受阻未上達。光緒十七年（1891年）後在廣州設立萬木草堂，收徒講學。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得知《馬關條約》簽訂，聯合1300多名舉人上萬言書，即“公車上書”。

咸豐八年二月初五日（1858年3月19日），康有為生於廣東南海西樵山銀塘鄉一個官僚地主家庭。祖父康贊修，官至連州訓導；其父康達初，官任江西補用知縣；從叔祖康國器，護理廣西巡撫，曾經參加過鎮壓太平天國運動。康有為少年時期師從康贊修、朱次琦，他們都崇信宋明理學，因此，康有為在宋明理學的影響下，鄙棄所謂漢學家的煩瑣考據，企圖開闢新的治學道路。學習一段理學之後，便對理學也不贊成了。因為理學僅言孔子修已之學，不明孔子救世之學。康有為五歲能誦唐詩數百首。六歲時跟從簡鳳儀讀《大學》《中庸》《論語》和朱熹所注《孝經》，康有為十一歲時父親去世，跟隨祖父接受嚴格的封建正統教育，攻讀經史。這時，太平天國失敗不久，他“頻閲邸報，覽知朝事，知曾文正、駱文忠、左文襄之業，而慷慨有遠志矣”。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清廷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瓜分危機更是迫在眉睫。康有為趁入京應試的機會，聯合各18省應試舉人，於四月初八日（5月2日）聯名請願，發動“公車上書”。他在“公車上書”中，請求拒和、遷都、練兵、變法，提出“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等改良派的救國綱領。認為變法着重在富國、養民和教民三方面。提出富國之法有六：一、鈔法，户部用精工造鈔票，設官銀行，以擴充商務；二、建築鐵路，收我利權；三、製造機器、輪舟，獎勵新制造，並發展、保護民營工業；四、礦務，開設礦學，請比利時人教導勘測，選才督辦，不濫用私人；五、鑄銀，各省設鑄銀局，以塞漏卮；六、郵政，設郵政局。養民之法有四：一、務農；二、勸工；三、惠商；四、恤窮。教民之法則為分立學堂、開設報館，以“化導愚民，扶聖教而塞異端”。這是康有為的第二次上書，也是改良派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幕。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七日（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宣佈“臨朝聽政”，光緒帝被軟禁，戊戌六君子被殺。九月初十日（10月24日），康有為經由吳淞、香港到達日本，他在途中發表公開信，説是“天禍中國，際此奇變”，稱慈禧太后為“偽臨朝”，稱幽廢光緒帝為“罪大惡極”，並將“密詔”改竄露布，提出“無徐敬業之力，只能效申包胥之哭”，表示要“奉詔出外求救”。接着，康有為發出《奉詔求救文》，首數慈禧太后大罪十條，繼言光緒帝“勤政愛民，大開言路”等“聖明”。説明自己“過承知遇，毗贊維新，屢奉温室之言，密受衣帶之詔”，準備“奉詔求救”。當他在香港時，就想“動身到英國去”，並“先告英使署參贊及上海領事、香港總督，請其電英廷相救”。還謁見英國子爵柏麗斯輝，“請其出力相救”。

他的弟子梁啟超在逃亡途中上書伊藤博文，請他與英、美諸公使商議揭破慈禧太后“欲殺寡君之陰謀，詰問其幽囚寡君之何故”。等到了日本，康有為又請文部大臣犬養毅予以支持； [20] 又上書同文會領袖近衞篤麿，説明“受衣帶之詔，萬里來航，泣血求救”。這時，資產階級革命派孫中山、陳少白也在日本，“以彼此均屬逋客，應有同病相憐之感”，擬親往慰問，借敦友誼，曾託日人宮崎寅藏、平山周等向康有為示意。康有為表示自己奉有“密詔”，不便和革命黨人往來，拒絕合作。孫中山又通過日本人的關係，組織一次孫、陳、康、樑的會談，商討合作方法，康有為不到會，派梁啟超為代表，沒有談出什麼結果。孫中山復派陳少白往訪，梁啟超導陳見康，陳少白反覆辯論至三小時，請康有為“改弦易轍，共同實行革命大業”。康答曰：“今上聖明，必有復辟之一日。餘受恩深重，無論如何不能忘記，惟有鞠躬盡瘁，力謀起兵勤王，脱其禁錮瀛台之厄，其他非餘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