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周革命指什麼

殷周革命指的是牧野之戰。牧野之戰，是武王伐紂的決勝戰，是周武王聯軍與商朝軍隊在牧野（今淇縣南、衞河以北，新鄉市附近）進行的決戰。由於帝辛（商紂王）先徵西北的黎，後平東南夷，雖取得勝利，但窮兵黷武，加劇了社會和階級矛盾，最後兵敗自焚，商朝滅亡。

殷周時代是我國上古文化制度發展的第一個高峯，鑄就了青銅時代的輝煌。這一時期，文字發展成熟，除甲骨文外，現存約兩萬篇金文，記錄了政治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體現制度文化的變遷。

但歷來金文研究的重點集中在古文字學、歷史學等領域，對其文學價值關注較少。實則金文在文學史上的重要性並不亞於《詩經》《尚書》。於省吾曾言：“意在比類梳辭，通其幽眇，以儕其文於典、謨、雅、頌之列。”（《雙劍誃吉金文選·序》）於老提到的“文”即金文。金文文學是中國早期文學的原生形態，內容豐富、敍事精彩，文學價值很高。商周金文經歷由質到文的轉變，其背後折射出社會制度文化的變革。

殷周革命的什麼之戰

殷周革命的牧野之戰。是武王伐紂的決勝戰,是周武王聯軍與商朝軍隊在牧野(今淇縣南、衞河以北,新鄉市附近)進行的決戰。

王國維先生説：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殷商時期原始宗教的氛圍十分濃厚，整個文化籠罩在鬼神信仰之中。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我們所熟知的殷商甲骨卜辭，就是原始宗教的直接產物。

周革殷命，雖然並沒有完全廢棄對鬼神的祭祀信仰，仍然保留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傳統，但相對理性的“禮樂制度”開始建立。一個嶄新的“敬鬼神而遠之”的時代慢慢揭開了帷幕。

春秋戰國時代的四場關鍵之戰——《改變歷史的二十四場戰爭》摘抄

商紂徹底葬送了商王朝六百年的基業，周王朝從此確立了在中原地區的主導地位。周天子自此成為天下新秩序的共主，開啟了周王朝八百年的統治。周朝的分封制、宗法制、禮樂制度等對後世的政治文明產生了深遠影響。牧野之戰中，周人以少勝多，以弱勝強，在戰略籌劃和戰術指揮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現；而強大的商王朝則是失誤累累。周人時刻掌握戰爭主動權，完全實現了“致人而不致於人”，這是其取勝的關鍵性因素。在戰機的選擇上，周武王也顯出過人的智慧。他利用商軍主力征伐東夷、朝歌守備空虛這樣千載難逢的機遇，果斷實行戰略奇襲，急行軍六天到達商郊牧野，讓商王朝措手不及。在戰場的選擇上，周武王也顯然進行過周密籌劃。由於兵力懸殊，周武王並未選擇直接攻打朝歌，而是選擇在牧野與商紂進行最後決戰，以逸待勞，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周軍僅僅四萬多人，而商軍則有十七萬人，周軍處於兵力上的絕對劣勢。為了化解這種劣勢，武王選擇了位於平原地帶的牧野，這非常有利於周的先進武器——戰車優勢作用的發揮。

牧野之戰，商紂徹底葬送了商王朝六百年的基業，周則從此確立了在中原地區的主導地位。周天子自此成為天下新秩序的共主，開啟了周王朝八百年的統治。牧野之戰不僅是一場中國歷史上的王朝更替戰爭，也是中華文明發軔時期具有標誌性和轉折性的事件，被學者稱為“殷周革命”。周王朝建立後，在制度文明的建構上頗有作為，創立了分封制度、宗法制度、禮樂制度等各種制度，對後世的政治文明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是春秋時期以禮為中心的人文觀念出現的前奏，促成了中國道德人文精神的建立，進而影響到整個中華文化的走向。

公元前707年秋，周桓王親率周、陳、蔡、衞四國聯軍討伐不聽號令的鄭國。鄭莊公率軍堅決反擊，雙方在葛（今屬河南長葛）遭遇，鄭軍以“魚麗之陣”擊敗周天子率領的聯軍。周桓王繻葛之戰的失敗，是周王室衰微的關節點，即所謂“夷王足下堂，桓王肩上箭”，從此周天子顏面掃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周禮傳統也走向消亡。鄭莊公葛之戰勝利後，稱霸中原，史稱“鄭莊公小霸”，同時也揭開了春秋爭霸的序幕。

鄭莊公更是一位雄才大略的人物，當時與鄭國實力相當的中原諸侯國有魯、齊、宋、衞、陳、蔡等國，鄭莊公根據具體形勢，制定了“遠交近攻”戰略。具體講，就是聯合齊、魯，不斷打擊和削弱宋、衞、陳、蔡等國。同時，鄭莊公面對周桓王不斷採取強硬措施，一步步削弱其在周王室的地位，但由於實力所限，並且面臨魯、齊、宋、衞、陳、蔡等其他諸侯的掣肘，只能選擇一次次的隱忍不發、不斷韜光養晦。當然，在周桓王連續打壓、步步緊逼時，鄭莊公的忍並非簡單的忍氣吞聲，而是不動聲色地對其他諸侯國採取果斷的軍事行動，以翦除將來可能附周的軍事力量。他充分利用當下的政治資源和優勢，不斷對周邊國家發動進攻，打擊對手，解除威脅，提升自身實力。因此，在周桓王貿然發動討伐戰爭時，周桓王所率領陳、蔡、衞三個諸侯國，其中蔡、衞兩國軍隊都曾遭到鄭國的殘酷打擊，戰鬥力已經非常弱。

此戰在政治和軍事兩方面都對中國歷史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使得周天子威信掃地，徹底宣告了周王室的沒落，從此以後，再也沒有任何一位周天子敢於率軍與稱霸的諸侯進行較量。

公元前632年，晉、楚兩國為爭奪中原地區的霸權在城濮（今屬山東鄄城）進行了一次戰略決戰，史稱城濮之戰。在城濮之戰中，楚軍在軍事實力上明顯佔優，但是晉國在戰前利用中原諸國之間的複雜矛盾和利益關係，“伐謀”“伐交”策略得當，在戰略上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楚國。在城濮決戰中，晉文公“退避三舍”、後發制人，從而以少勝多擊敗了不可一世的楚軍，晉文公也憑此一戰，“取威定霸”，稱霸中原。

晉文公選擇鄰近晉國的曹、衞這兩個楚的屬國為突破口，先勝弱敵，取得進一步作戰的基地。在城濮決戰前，晉軍為了取得有利的作戰地點，以“退避三舍”為名義，敢於主動先退一步，以退為進、誘敵深入、以逸待勞、後發制人，在政治、外交和軍事上均爭得了主動。

公元前260年，秦、趙兩國為了爭奪韓國的上黨郡，在長平（今屬山西高平）進行了一場戰略大決戰，史稱長平之戰。在長平之戰中，秦昭襄王貫徹了正確的戰略方針，利用六國之間複雜的利益關係，成功地阻止了六國合縱抗秦。趙孝成王中離間計，撤名將廉頗，臨陣換上驕傲自大的趙括。針對趙國的換將，秦國暗用名將白起。白起採用誘敵深入、分割包圍的戰術，一舉殲滅趙軍四十五萬人。長平一戰，秦國從根本上削弱了趙國。

秦軍之所以取勝的重要原因就是能夠時刻掌握戰爭的主動權，“致人而不致於人”，不斷調動敵人。具體來講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外交上，利用關東六國複雜的利益關係，以威懾、賄賂等手段分化瓦解關東六國，成功阻止了“合縱”的形成。其次，利用廉頗與趙王的不和，巧妙使用離間計，誘使趙王犯下置將不當的致命錯誤。第三，針對趙國臨陣換將，秦國針鋒相對，起用富於謀略、驍勇善戰的白起為主將，並嚴格保密。第四，白起善察戰機，用兵如神，戰術安排得當，利用趙括驕傲輕敵，急於出擊的心理，誘敵出擊，然後以正合奇勝的戰法分割包圍趙軍，聚殲趙軍。第五，秦國選擇有利於自己的戰場。秦國誘敵深入，使趙軍最精鋭的騎兵並不能發揮作用，秦國的弓弩箭陣卻能夠對趙軍予以壓制打擊，時刻控制着戰場局勢。第六，在戰爭最艱苦的時刻，秦王親自出面協調配合，動員民眾及時增援，斷敵之援，為白起實施正確作戰指揮提供了必要的保證。

相比較而言，趙軍之所以慘敗，是由於一系列戰略、戰術錯誤的累積而造成。具體來講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在接收了上黨郡這塊燙手的山芋之後，並沒有立即增兵上黨，展開對秦的積極防禦。第二，中了秦人的離間計，臨陣易將，讓實戰經驗不足的趙括替代執行正確防禦戰略的廉頗統率趙軍，倉促轉守為攻。第三，在外交上不善於利用各國仇秦、懼秦的心理，積極爭取齊、魏等國，反而被秦破壞，未能開展“合縱”戰略。第四，主將趙括驕傲輕敵，紙上談兵。趙括無正確的作戰方針，在不知秦軍虛實的情況下，放棄有利地形，貿然出擊，秦軍佯退，未能看出破綻，並不斷追擊，致使被圍。在被圍之後，也沒有因地制宜，尋求擺脱困境的良策，只知道消極強行突圍，不能進行內外配合，未能對秦軍形成反包圍的態勢，終於導致趙軍全軍覆滅的悲慘下場。

長平之戰在中國歷史上影響深遠。這是戰國時期規模最大、傷亡最慘烈的一場戰爭，也是中國歷史上最早、規模最大的包圍殲滅戰。長平之戰中，雖然秦軍損失過半，但秦軍前後共殲滅趙軍四十五萬人，從根本上削弱了關東六國中最強勁的對手——趙國，徹底清除了秦國兼併六國、統一天下的障礙。

如此四戰，分析透徹，值得一讀！

先秦儒家在對殷周革命的理解和分析中尤為強調哪一種政治制度

禮樂制度。

衍生知識點——周禮：

周代禮制完整地講應稱之為禮樂制度，分禮和樂兩個部分。禮的部分主要對人的身份進行劃分和社會規範，最終形成等級制度。樂的部分主要是基於禮的等級制度，運用音樂進行緩解社會矛盾。前者是所有制度的基礎和前提，後者是制度運行的形式和保障。

記錄周代禮制最為詳備的著作是《周禮》，《周禮》又稱《周官》，講官制和政治制度，是儒家經典，西周時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軍事家周公旦所著 。即《史記·卷三十三·魯周公世家第三》所載：“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説。 ”《後漢書·卷三十四·百官志第二十四》亦載：“昔周公作《周官》，分職著明，法度相持，王室雖微，猶能久存。”

周公制禮作樂，創建了一整套具體可操作的禮樂制度，包括飲食、起居、祭祀、喪葬……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納入“禮”的範疇，潛移默化地規範人們的行為，這就是周代的禮制。

周禮目的是以周人的標準來規範各族和各代禮樂內容，並通過制度的形式推行到各個不同等級的統治階級中去；其意義在於擴大周文化的影響，加強周人血親聯繫和維護宗法等級秩序；其本質是“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