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簡介

安史之亂的性質是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的鬥爭，更具體説，是唐中央政府與地方割據勢力的矛盾鬥爭。安史之亂的首領們雖曾利用了人民對唐王朝的反抗情緒以及民族矛盾的因素，然而這並不能影響這次叛亂的根本性質。

另一方面，在戰亂中由於安史叛軍對人民的殘暴行徑，曾引起了像常山太守顏杲卿、平原太守顏真卿以及張巡、許遠的死守睢陽等的反抗鬥爭，這些局部地區反暴政的鬥爭是正義的，但同樣也絲毫不能改變整個戰爭的性質。

安史之亂是唐玄宗、肅宗(756年-762年)時邊鎮守將安祿山、史思明掀起的反唐叛亂，也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轉折點。開元后期，由於安定繁榮的日子已久，唐玄宗逐漸喪失了以前那種勵精圖治的精神。改元天寶後，他縱情享樂，寵愛楊貴妃，信任宦官高力士，把朝政全交給宰相李林甫處理。李林甫對玄宗事事逢迎，私下卻利用職權，專橫獨斷。

林甫死後，楊貴妃的堂兄楊國忠繼任宰相，更是排斥異己，貪污受賄，使政治日益敗壞。加上當時土地兼併劇烈，貧富懸殊嚴重，政治、經濟、社會漸呈衰敗之象。原來玄宗因對外開拓，在邊境駐以重兵，設立十大兵鎮，以節度使為最高軍事長官。

節度使領若干州，權力很大，初時由中央派大臣充任，立功後往往入朝拜相。天寶以後，李林甫為了鞏固本身權位、堵塞邊帥入相的路徑，藉口文官不懂軍事，多用胡人擔任節度使。結果給胡人節度使安祿山起兵反唐的機會。

唐代經歷唐太宗“貞觀之治”、唐高宗“永徽之治”、武則天的“治宏貞觀，政啟開元”及唐玄宗的“開元盛世”後，成為了一個國富民強的國家，經濟在唐玄宗天寶年間達至鼎盛。安史之亂髮生後，對唐朝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安史之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種社會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統治階級和人民的矛盾，統治者內部的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據勢力的矛盾等等。

唐玄宗開元時期，社會經濟雖然達到空前繁榮，出現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時由於封建經濟的發展，也加速了土地兼併，以至百姓多遷徙流亡。均田制破壞，均田農民失去土地成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統治集團日益腐化。從開元末年，唐玄宗就整天過着縱情聲色的生活，楊貴妃一家勢傾天下，任意揮霍，宮中專為貴妃院織錦刺繡的工匠就達七百人，楊貴妃的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錢就上百萬。

楊氏兄弟姐妹五家，聲色犬馬，權慾薰心，過着荒淫糜爛的生活 。統治階級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負擔，促使社會矛盾不斷加劇。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亂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後期，“口有蜜、腹有劍”的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達十九年之久。

他在職期間排斥異己，培植黨羽，把持朝政。 繼他上台的楊貴妃之兄楊國忠，更是一個“不顧天下成敗”，只顧循私誤國之人，他公行賄賂，妒賢忌能，驕縱跋扈，不可一世。奸臣當道，加深了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尤其是楊國忠與安祿山之間爭權奪利，成了安史之亂的導火線。此外，西北派節度使哥舒翰與東北派節度使安祿山之間，也素有裂隙。

內外交錯，使唐玄宗後期統治階級內部君與臣、文臣與武將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鋭化。中央和地方軍閥勢力之間的矛盾，則是促成安史之亂最為重要的因素。由於唐朝的均田制和府兵制被破壞，從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

這些召募來的職業軍人受地方軍閥的收買籠絡，和將領形成一種特殊的盤根錯節、牢不可分的關係。加之，開元以後，在邊防普遍設立節度使制度，他們的權力越來越大，至於“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財賦”，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天寶元年（742年），邊軍不斷增加，達到四十九萬人，佔全國總兵數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東北和西北邊境，僅安祿山所掌范陽等三鎮即達十五萬人。

而中央軍則不僅數量不足，而且質量太差，平時毫無作戰準備，打起仗來，不堪一擊。節度使的日益強大，與中央政權矛盾日深，到天寶末年，終於爆發成為安史之亂。李林甫出任宰相時，為鞏固權位，杜絕邊將入相之路，稱胡人忠勇無異心，淳樸單純，建議玄宗用胡人為鎮守邊界的節度使，而且又放任他們擁兵自重。因此安祿山身為胡人等得以取得權力，東北城的鞠仁兵是安祿山部隊中最驍勇勁捷的一支部隊。

而安祿山也因兼三大兵鎮獨掌十八萬三千九百人的兵力而有叛唐的實力及野心。754年，安祿山奉命入長安，玄宗由是更信任安祿山《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七》：上嘗謂力士：“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答曰：“邊將擁兵太重，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得謂無憂也。”又言“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

”就如李泌所説：“假如當初封賞給安祿山的不是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之官，而是給他百里之國，也就不會謀反了。”遺憾的是，玄宗不聽高力士的言論、加之玄宗義子漢人名將王忠嗣忤逆於他。如此玄宗更崇信安祿山。王忠嗣因此出局，唐朝也就失去了制約安祿山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