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夏韻評《被入侵的天堂：拉丁美洲環境史》︱重塑熱帶家園

《被入侵的天堂：拉丁美洲環境史》，[美]肖恩·威廉·米勒著，谷蕾、李小燕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22年11月出版，288頁，68.00元

《聖經》曾記載伊甸園在東方，那裏有幼發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基訓河和比遜河四條滋潤人類的河流，克里斯托弗·哥倫布（Cristóbal Colón）將印度作為其航海的夢想座標，卻驚喜地發現了一片未經開墾的富饒大陸。五百多年前，意大利航海家阿美利哥·韋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在考察南美洲東海岸時提出這是一塊新大陸的構想，因此獲得美洲以他名字命名的“殊榮”：美洲“阿美利加”（America）是其名“阿美利哥”拉丁文寫法的陰性變格。阿美利哥曾描述：“如果這世上有人間天堂，我認為它一定離此地不遠。”這個離人間天堂不遠的地方便是拉丁美洲。當伊比利亞人第一次踏上這片極具異域風情的大陸時，驚訝於眼前壯麗的自然風貌，將它視作上帝構造的伊甸園。人們從未見過這裏光芒耀眼的金剛鸚鵡和綠咬鵑，成千上萬的奇特物種打開了歐洲人遐想的腦洞，歎為觀止的自然奇景讓他們將伊甸園的中心重新構想在了南美。1656年，知名學者安東尼奧·德·萊昂·皮內羅（António de Leon Pinelo）出版的《新世界的天堂》給予起源伊甸園的四條河流新的名字，它們是亞馬遜河、馬格達萊納河、奧裏諾科河和拉普拉塔河。

五百多年後的今天，人們提起拉丁美洲，依然會為其魔幻神奇的大自然拍案叫絕：長滿奇花異果的熱帶雨林、沃野千里的潘帕斯草原、延綿不絕的安第斯山脈，還有氣勢磅礴的伊瓜蘇瀑布、鬼斧神工的阿塔卡瑪沙漠和皓月星辰的天空之境，既純美又狂野。這最初被視作天堂的伊甸園孕育了生生不息的美洲文明，那麼在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前，古印第安文明曾如何在大自然中獲取所需、求得生存和發展？又如何因殖民的到來無法延續？歐洲殖民者的征服如何改變並破壞了美洲的自然風貌？歷經幾個世紀，在新舊文明碰撞後的當下，現代拉丁美洲人的生態意識又發生了怎樣的轉變？如今擁擠不堪的拉美城市會走向文化崩塌，還是迎來新的發展曙光？

這些問題在肖恩·威廉·米勒（Shawn William Miller）撰著的《被入侵的天堂：拉丁美洲環境史》中得到了解釋。作者從環境視角出發，記述了新熱帶地區人類與自然的歷史變遷。全書以空間為經，從墨西哥和加勒比海至南美洲最南端；以時間為緯，跨越大約六百年曆史，用一個個不同主題的歷史片段，串聯起新大陸發現前後的環境史全景。從肥沃土地的熱帶農業、阿茲特克人的飲食策略，到征服帶來的瘟疫爆發、物種的極大豐富，再到植物疾病、城市污染、運河開掘和墨西哥城的“陷落”，人們意識到，在自然面前，人類的慾望在歷史中始終被置於最重要的位置。同時，無論颶風、洪水、地震、海嘯，還是自然的甘蔗、白銀、木材、鑽石和石油，甚至從天而降的鳥糞和漫山遍野的香蕉，這些自然之物都對拉美文明歷史的進程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而由鳥糞引發的戰爭、“香蕉共和國”的出現、崎嶇地形帶動的築壩潮和封鎖引發的古巴種植潮則表明，人類與自然的相互依存與較量從未停止。

新舊世界的碰撞

在尋找新大陸途中的《航海日記》及寫給西班牙國王的信件中，哥倫布詳細描繪了美洲大陸遼闊富饒的自然風貌和熱情淳樸的印第安人風俗，吸引眾多歐洲殖民者紛至沓來，而其後的征服者如埃爾南·科爾特斯（Hernán Cortés）、弗朗西斯科·羅培斯·德·葛馬拉（Francisco López de Gómara）和貝爾納爾·迪亞斯·德爾·卡斯蒂略（Bernal Díaz del Castillo）已對美洲自然美景熟視無睹，轉而將重心放在對美洲異族文化的鎮壓上，因為他們認為，“美洲的自然環境早已臣服於美洲印第安文化”，只要帝國權力移交，他們就會順理成章地佔有美洲的自然環境。於是他們登陸人羣聚居之地——此時的美洲文明和部落已遍佈整片大陸之上。

生活在熱帶和亞熱帶美洲的不同部落民族從事着各種形式的農業，阿茲特克、印加和圖皮只是美洲古老文化傳承的一隅，卻也依靠各自獨特的自然地理優勢發展不同的農業技藝：阿茲特克人的“水中田畦”提供了美洲最先進的濕地耕作方式，印加人的梯田開發創造了富有生產力的農業，圖皮人憑藉刀耕火種清理森林、開墾耕地，亞馬遜人的洪水農業為集約化耕作提供肥沃土壤，其黑土策略也提高了土壤生產力。印第安文明為如今世界提供了最重要的農作物——玉米，還培育了馬鈴薯、木薯、大豆、鱷梨等其他食物。

印第安人將自然看作與人類相當甚至高於人類的力量，為了生存，他們不會過度消耗自然，而是有節制地加以利用，如圖皮人不為後代開採自然、不為財富剝削自然，這與歐洲基督教認為人類凌駕於自然之上，可以征服、操縱和開採自然的觀念截然不同。可以説，印第安人對自然抱有既恐懼又熱愛的矛盾心理，因為畏懼，他們將自然元素與神明聯繫起來祭奠供奉；又因為熱愛，他們飼養花蟲鳥獸，尊重每一個生命，認為萬物都浸潤着某種精神，如基切族就相信自然界每個生物都有與之形影不離的保護神納瓦爾，會在孩子幼年時就教育他們如何與大自然建立聯繫。當然，印第安人也有因超出基本生存的需求而超量消耗自然的時候，因為人類文化普遍會進行“超出生存需求的消耗”，尤其當社會出現等級區別，需要以消費水平高低體現等級尊卑之後。阿茲特克權貴熱衷於奢華裝扮，卻對貧民加以限制，甚而要求貧民奉上貢品以滿足自身的貪婪需求；印第安人在消費慾望增長之後，也不斷加大對自然的索取；印加人和阿茲特克人出於宗教信仰，需要大量殺戮動物以完成祭祀。此時，面對人類不同層級的貪慾，自然的神聖地位就退居其次了。換而言之，一旦人類温飽不愁、有了棲息之所，便“將視線轉向追求超出基本生存需求的愉悦與幻想”。某種意義上，人們期待的環境可持續性也基於人類需求的不斷滿足，為此，人類需要通過節制來形成可持續的生產系統。印第安人在美洲大陸居住千年後，早已摸清自然的底線，為了與自然共融，他們探索出了不同的路徑：歷經幾個世紀形成的極為剋制的農業生產方式、自然保護區的建立與造林措施、水資源的高效利用及節水措施、狩獵時節範圍的限制及放生雌幼的管理政策等等。印第安人強烈的土地歸屬感使他們面對自然時更能保持節制，而且，他們篤信自然是神明的化身，通過悉心愛護環境以及虔誠的祈禱和祭祀，就能避免災害，從而“永遠保住自己的家園”。

《被入侵的天堂》以新世界的發現開篇，歷數舊世界古印第安文明培育肥沃土地的方法、對自然和消耗的看法及可持續性問題，甚至解釋了被世人詬病的“人吃人”現象。若從生態角度解釋，阿茲特克人同類相食的習慣可以被理解為“非常生態高效的處理屍體方式”，這源於他們的宇宙觀而非出於飢餓，他們認為人與動物在“靈”上是平等的，因此人和其他動物一樣，既可以用來祭祀，也可以當作食物，一來吃人能補充自身所需蛋白質，二來還可以迅速清除掉因人祭導致的屍體氾濫。如今的我們當然難以理解阿茲特克人血腥的人祭行為，而在阿茲特克人看來，將人祭所製造的成千上萬具屍體吃掉，無疑是一種高效的處理方式。

馬利亞貝奇亞諾手抄本中展示的阿茲特克人祭場面

若以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為節點，拉丁美洲歷史可被分割為截然不同的兩段。總體而言，1492年前，印第安人成功地塑造了美洲印第安文化，在其文明發展的進程中，對自然的正面作用大於負面作用。1492年後，印第安文明遭到了歐洲殖民者的毀滅。此時的美洲又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伊比利亞殖民者的到來打開了新世界對外開放的大門，不僅文化上孕育出種族大熔爐的拉美文明，生態上更是帶來自然物種的大融合。新種子、細菌和動植物在這裏繁衍，舊世界與新世界的碰撞迸發出瘟疫、生物多樣性和食物的極大豐富。如果説導致印第安人人口鋭減的原因之一是西班牙人的血腥屠殺，那麼使印第安文明徹底消亡的則是致命的細菌。來自舊世界的天花、流感、麻疹等細菌病毒成為征服者手中的利刃，給毫無免疫力的印第安文明造成了滅頂之災，成為這場征服中“絕對的勝利者”。正是因為印第安人的大規模死亡和歐洲移民的短缺，征服者開始向非洲尋求人力，也自此開啟了美洲大陸、非洲大陸乃至亞歐大陸相互融合的歷史篇章。

美洲民族因為征服者的入侵而深受傷害，美洲的自然界卻因本土人口減少而獲得喘息之機。隨着美洲大部分地區的人口凋敝，自然生態得以恢復：耕地變回草地和森林，野生動物數量有所回升。不過，那些伴隨文明進步而發展的物種如棕櫚、果樹和土著馴養的狗、羊駝等動物卻因缺少人類的幫助而減少。歐洲食草動物隨即被引入並迅速繁殖，它們改變並融合了美洲原有物種，影響了廣大地區物種種類及分佈。與人類疾病爆發導致人口鋭減不同，微生物無法跨越物種屏障將疾病傳播給其他動植物，由此本地物種與其他地區物種的邂逅豐富了美洲的生物多樣性，從而實現了“哥倫布大交換”的構想。得益於熱帶得天獨厚的每年複種作物的種植優勢，食物的種類和數量迅速增加，甚至遠超當時人的生活需求，美洲成為“農業天堂”。歐洲殖民者的確帶給印第安人戰爭和瘟疫，但從農業角度而言，殖民者在征服他們之後又間接帶來更加豐富的食物，也為印第安人人口持續恢復奠定了基礎。事實上，征服帶來的新物種在很短的時間內就重塑了美洲的自然面貌，相比之下，人類則需要更久時間去建城定居，可見“影響了新世界大部分變化的是自然，而非文化”。

原始迷思下的掠奪與生存

歐洲人視哥倫布到來之前的美洲大陸為一片蠻荒之地，越是將其描繪為未被玷污的荒野和人煙稀少的生態和諧之地，似乎越能夠使他們對美洲的佔有和殖民顯得有理有據，這種“原始迷思”似乎也讓征服更加正義化。然而，歐洲人橫渡大洋、跨越險阻來到美洲，並非要像在歐洲生活一樣定居於此，而是希望能夠征服美洲，從而以勝利者之姿，成為新世界裏擁有特權的貴族。於是，他們在美洲不斷尋找有交易價值的商品，同時淘汰那些當地土著的稀有貢品，因為這些東西不為歐洲人所喜。在大發現五十餘年後，他們最終找到了白銀和甘蔗作為重要的貿易商品——它們也像野草和細菌一樣重塑了美洲地貌，尤其當殖民者只把殖民地看作快速致富的手段而非永久定居的家園時，這種消耗破壞了當地生態的可持續性。

殖民時期的巴西種植園

以甘蔗為核心的糖產業是耗費資源最多的農業生產方式之一，為收集木材破壞的森林遠遠超過種植園，殖民時期的巴西因建立糖廠而荒蕪的島嶼不勝枚舉，森林資源接二連三遭到破壞。被更多歐洲國家侵佔的加勒比海地區也步巴西后塵，不斷興起的糖業讓島嶼的森林遭到砍伐，土壤遭雨水沖刷、生物物種驟減；同一時期，因哥倫布大交換帶動的船舶貿易使得商業全球化，歐洲也“先後與非洲、印度、美洲和中國建立起商業聯繫”，但文明發展總是以自然為代價，船舶業需要的大量木材引發了另一波森林砍伐；對白銀等礦產資源的開採不僅破壞自然資源，還損害印第安礦工和居民的身體健康。雖然深知銀加工會破壞森林、會導致工人汞中毒並污染生活用水，但對殖民者而言，“白銀比印第安人的生命更重要”，為了致富，他們不擇手段。正因如此，殖民者才會為了獲得黃金和鑽石，不惜大動干戈焚燒森林，農牧場主也跟隨淘金者，以刀耕火種的生產方式破壞當地的生態環境。不過，白銀和糖業雖給美洲帶來累累傷痕，但由於地理範圍有限、殖民人口稀少及殖民主義商業限制等因素，美洲的自然環境在歷史夾縫中求得了些許生機。人類因貪慾和利益破壞了自然，也因維護自身利益而間接保護了自然。為了控制殖民地，伊比利亞國王限制其他國家的公民移民至其屬地和從事貿易的權利，還為了獲得專屬利益壟斷特定殖民地的經濟活動。這樣不僅使歐洲商品可以不斷供應到美洲，美洲生產的商品也因缺乏競爭者得以持續高價賣出。由此，殖民地的經濟機會減少，環境惡化反被緩解，“人類的貪婪就解放了自然而不是破壞了自然”。葡萄牙對巴西木、鑽石和鯨油的壟斷便是因殖民者的貪婪減少了對美洲自然掠奪的例證。

如果説殖民時期國王和土地所有者的貪婪限制了殖民地產品的生產，從而間接地保護了自然，那麼獨立後的拉美各國因陸續擺脱了殖民地經濟限制和壟斷，踏上了物質繁榮的道路，各國領袖熱衷於自由經濟理念和國家工業發展，放棄了幾十年來保護生態的努力，自然受破壞的程度超過了殖民時期。

獨立後，拉美各個新興共和國同時面臨種族決定論和環境決定論的桎梏。種族決定論者認為，拉美國家的混血種族“比他們愚昧的祖先更不具備文化發展的能力”，需要白人來施加“文明教化”；而環境決定論者認為“自然比種族更能決定人類文化的成功”，是拉美的自然氣候導致了拉美文化的野蠻、頹廢，而生活在拉美的原住民也是劣等民族。這兩種缺乏證據的理論本質上都是對拉美的偏見和歧視，雖然不斷受到有理有據的駁斥，但遺毒至今猶存，例如，種族決定論就被用來為拉美所存在的利益分配不公提供辯護——“優等種族”理應比“劣等種族”享受更好的物質條件。不過，環境決定論雖是荒謬之談，自然環境也的確塑造了拉美文明。熱帶氣候既給拉美帶來了如豐富物種和文化融合的利，又帶來了如疾病、極端天氣和自然災害的弊。舉例而言，瘧疾、黃熱病等疾病在熱帶的傳播一發不可收拾，它們曾協助西班牙人毀滅了十六世紀的印第安帝國，也幫助拉美各國在獨立對抗歐洲敵人，之後幾個世紀的長存則持續損害着熱帶文明，使得人均壽命縮減、人口增長率降低。直到二十世紀，人們才真正瞭解疾病的危害，也找到了防治措施。無獨有偶，疾病也在植物羣中蔓延，最典型的為橡膠南美葉疫病菌和香蕉葉斑病。正是因為在南美更易傳播的葉疫病菌，亞馬遜橡膠種植園的產量一直不如東南亞。也正是出於躲避香蕉葉斑病的目的，聯合果品公司不斷開發破壞加勒比國家的原始森林，留下一片又一片荒漠化的土地。而地震、颶風等自然災害是阻礙拉美文化進步的一大障礙，除了帶來人員傷亡、打擊農業外，還對歷經幾個世紀方才形成的文明構架和基礎設施造成巨大損害，然而，拉美人並沒有因為自然災害選擇遷徙，而是在共同的災難記憶中凝練出團結的精神，或許出於對土地的依戀和財產的依賴，他們選擇在幾經損毀的土地上重建自己的家園。

雄起的文化是給自然撓的癢癢

如果説二十世紀前，人類文化還不足以抵擋自然，在拉美表現為文化受盡自然的侵襲和被自然壓倒，那麼二十世紀後，“文化開始一展雄風”，拉美人希冀通過文化景觀而非自然景觀在文明上獲得認可。礦物燃料動力技術的發展讓人們深信自身改造世界的能力，同時也帶來了“對文化自身來説不可預見的代價”。

祕魯的鳥糞對人類農業的貢獻無與倫比，也因此引發了拉美規模最大的戰爭，影響了西半球的國際政治格局。它使人類走上現代農業之路，也導致人類大量使用肥料，並促進了除草劑、除蟲劑的大量投入，不僅對動植物，甚至對人類都造成了危害；墨西哥城的大運河是由人類力量改造的世界最大的開放下水道，這項耗時四個世紀的工程在1900年完工時，人們還自豪於能夠移走大山、開掘河流，殊不知如今它已成為無人問津的“巨型馬桶”。不斷累積的污染物漸漸讓湖泊和運河為致病毒素所侵襲，人口死亡率有升無降，且運河最終也未能解決洪水和致病問題。排幹湖水一來破壞了窮人生計、潛在地引發了墨西哥革命，二來導致了城市建築和基礎設施下沉，印證了文化發展的自然代價；拉美崎嶇的地形有利於水電站壩的建設，人們注意到這一優勢後，便在依靠木材與煤炭供能的歷史階段後，將二十世紀推向了水力發電的時代。以巴拿馬運河為例，拉美人已獲得改道河流和在河上築壩的能力，這種技術後來傳播至世界其他水文工程，拉美也由此迎來了推動國家現代化發展的築壩潮。大壩為大都市發展提供動力，卻帶來了工業化污染，建壩截斷河流並使其倒流，巴西聖保羅和庫巴唐都成了工業化發展迅速但環境污染嚴重的城市。同時，築壩犧牲了廣闊而無價的土地，自然和人文景觀被淹沒，本土農業環境遭破壞，人們流離失所。人類決心用科技力量與自然抗衡，然而一個個慘痛的環境災難表明，人類對自然的傷害終究會傷害到人類自身。

城市是人類文明的持久印記，對拉丁美洲，文明的成敗取決於城市的可持續性，因此拉美也是“城鎮化水平最高的地區之一”。與北美人喜歡寂靜、熱愛農田生活不同，喜歡熱鬧、鍾情城市生活的拉美人則對住宅、建築和廣場抱有幻想，哪怕是城市中偏安一隅的貧民窟，他們也甘之如飴。隨着二十世紀中期拉美人口持續增長，城市的增速更為迅猛，越來越多的農村人為了就業和生活湧入城市，很多拉美城市到二十世紀末瞬間發展為“人口超過三百萬的大都市”。但快速城鎮化帶來的是住房擁擠、高失業率、城市垃圾這些新問題，尤其隨着汽車的出現，引發了空氣噪音污染和交通堵塞等城市環境危機，民眾的身體健康也受到危害，在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筆下，墨西哥城曾是“最明淨的地方”，如今已淪為“污染最嚴重的地方”——墨西哥城上空的臭氧、一氧化碳等有害物質含量之高，使患呼吸系統疾病的市民數量高居世界首位。城市於是成了拉美最大的環境問題所在，“也是唯一的解決方案”。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起，不斷湧現的環境問題讓拉美人逐漸對未來的生存問題感到憂心忡忡。而現代環保主義正是誕生於對發展本身的警惕和憂慮。相較於西方，拉美的工業化、城市化發展較晚，科技與經濟水平相對落後，對環境的關注也較為滯後。拉美人從迫於生計，無暇顧及生態環境，到發現環境面臨危機，再到發現美洲自然風貌不復從前，方才如夢初醒，着眼於自然生態的保護。拉美人一方面日益渴求物質平等，一方面又對家園生態破壞心懷不安，在環保主義的驅使之下，主流文化開始通過立法、限制和懲戒的社會方案減輕對自然環境的破壞，以期通過正確引導人類實踐更好地實現可持續發展，無論是墨西哥的拯救帝王蝶行動，還是哥斯達黎加動用四分之一國土建立國家公園，都表現了國家對生態保護的決心。在整個拉美，環保主義頻繁見諸媒體報道，不僅成為公共和私人教育的組成部分，還成為“政治平台一個日益普遍的組成部分”，一些綠色政黨就此出現。可以説，自二十世紀末以來，拉美人的自然生態保護意識完全被喚醒，並試圖尋求一條發展經濟與保護自然的平行共進之路。

當地時間2023年1月4日，墨西哥布拉沃山谷，黑脈金斑蝶聚集在保護區的灌木上。

然而，基於歷史和現實的種種原因，環保主義在拉美並非一帆風順，也有自身發展的侷限性。拉美各國頻繁更迭的政府和不穩定的政治形勢導致環保政策無法長期延續，許多地區歷史上存在過的非民主政治體制和長期的貧困問題都阻礙了環保行動的發展。而且，拉美國家政府環保部門不夠強大，往往缺乏實際行動，環保主義者還需要聯合非政府組織進行活動。一旦與個人利益產生衝突時，一些環保承諾往往會被輕易遺棄，顯得蒼白無力。如今一些國家“生態旅遊”名號雖叫得響亮，但結果多不盡人意，在人類中心論為主導的環保主義驅使之下，所謂的“生態旅遊”不僅難見經濟效益，對自然也是一場浩劫。

《被入侵的天堂》將一段段沉重的拉美環境史娓娓道來，以幽默口吻揶揄人類意欲主宰一切的行為。作者毫不掩飾地指出，“流行的環境保護主義仍是以人類為中心，大自然的優點幾乎完全取決於人類價值體系”，然而，人們忽視了人類自身與人類文明都依存於自然的事實，面對災害，再有力的文化回擊也不過是給自然撓癢癢。相較於自然，人類既脆弱又渺小。由此，人類應當思考自身的終極目標是什麼。拉美人要想為自己營造一個新的熱帶家園，無論是讓拉美文明還是人類文明長久地延續，都需要與自然更加和諧地共存，這一切也取決於人類自身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