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 有誰

唐朝的韓愈、柳宗元，還有宋朝的三蘇(蘇軾、蘇洵、蘇轍)，歐陽修，王安石和曾鞏。

在“唐宋八大家”中，最特別的大概要數蘇洵，蘇軾和蘇轍父子三人了。蘇洵是蘇軾、蘇轍二人的父親，唐宋八大家八個席位他們父子就佔據了三席。

韓愈

韓愈的古文寫作理論，一是“文以載道”，其“道”的含義除儒家倫理外，還包含“物不得其平則鳴”的因素，二是反對“駢四驪六”，提倡單行散句的先秦兩漢散文，尤為注重“詞必己出”和“文從字順”。

他的説理文感情充沛，態度鮮明。《原毀》《師説》《進學解》都是膾炙人口的佳作。他的敍事文成就更高，影響也更大。《柳子厚墓誌銘》文情並茂，卓絕一代。

他的散文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把單行散句的散文由文學擴展到一切應用文領域，與駢體文形成全面對抗的形勢，開創一代文風，其功不可泯。

柳宗元散文的第一項成就是寓言小品，《三戒》是廣為傳頌的名篇，婦孺皆知。他的山水遊記也有較高成就，其中《永州八記》最為著名。他的記敍文多是有感而發的，如《捕蛇者説》就是感於“賦斂之毒有甚於是蛇”而寫。在《童區寄傳》中，他把同情放在區寄一邊，將他寫成反抗強暴的英雄，已被搬上了熒屏。他的説理文也很精彩，《封建論》、《天説》等都是具有深刻意義的篇章。

歐陽修的散文。詩、詞均有特色，但詞不如詩，詩不如文。他的散文政治傾向性強，《與高司諫書》是其代表作。

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言事觸怒宰相呂夷簡。呂夷簡以“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為名，貶範到饒州。右司諫高若訥依附呂夷簡，詆誚范仲淹。歐陽修寫信給高，痛斥他“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全文大義凜然，痛詆范仲淹的反對派。揭露高若訥以“三疑而後決”，斷定高若訥“非君子也”。行文曲折條暢，義正詞嚴，咄咄逼人。高見信後惱羞成怒，上報宰相和仁宗，歐陽修因此被貶為夷陵令。

他的散文還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如《伶官傳序》提出的“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等見解，不僅對帝王，對“庶人”也有警戒意義。

濃郁的抒情性是歐陽修散文的另一特色。《醉翁亭記》圍繞“樂”字寫景敍事，在敍事寫景中抒情。全文用説明句，而句式結構多變，於不變中求變，層層遞進，漸入佳境。是我國散文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

歐陽修還是一個老字輩，“三蘇”、王安石、曾鞏均出其門下。

“三蘇”指北宋散文家蘇洵（字明允，號老泉）和他的兒子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蘇轍（字子由）。宋仁宗嘉定初年，蘇洵和蘇軾、蘇轍父子三人都到了東京(今河南開封市）。由於歐陽修的賞識和推譽，他們的文章很快著名於世。士大夫爭相傳誦，一時學者競相仿效。宋人王闢之《澠水燕談錄·才識》記載：“蘇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蘇。蓋洵為老蘇、軾為大蘇、轍為小也。”“三蘇”的稱號即由此而來。蘇氏父子積極參加和推進了歐陽修倡導的古文運動，他們在散文創作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俱被列入“唐宋八大家”。三蘇之中，蘇洵和蘇轍主要以散文著稱；蘇軾則不但在散文創作上成果甚豐，而且在詩、詞、書、畫等各個領域中都有重要地位。

被列寧稱之為“11世紀中國的改革家”的王安石，雖在政治上失敗了，但他那種“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改革精神，對後代改革者具有深刻的啟示作用。

他的散文以拗折峭勁著稱。峭勁的代表作是《答司馬諫議書》，簡峭強勁，英氣逼人。《讀<孟嘗君傳>》是拗折的範例，很有氣勢。

遊記散文《遊褒禪山記》將敍述與哲理融合為一體。身在山中，神遊象外，不畏艱阻、百折不撓的精神，於行文中灼灼可見。

王安石的文章充滿了英氣、鋭氣、正氣，是一大特色。

曾鞏為王安石所推許。散文以平易見長。有些文章對當時在位者的因循苟且表示不滿，主張在“合乎先王之意”的前提下對“法制度數”進行一些改易更革。在“唐宋八大家”中，其成就不如另外幾個人。